一、职业分化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论文文献综述）
唐厚权[1]（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认为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张旭锐[2]（2020）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目前,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和保障收益权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已基本完成,我国27亿亩集体林地已基本完成确权发证,近5亿农民获得了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带动农民就业、创业和脱贫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林农作为林业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是林地利用最基层的行为决策主体,通过林业生产投入的提高以及林地流转价格的上升,获取直观的经济收益或提高规模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集体林区一般多位于贫困山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特点,为统筹解决保护生态环境和贫困地区脱贫问题,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林业生态工程,并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时期林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载体,改变了以往因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生计单一、注重短期效益等原因导致的林地过渡开发现象,农户生计方式变得多样化,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林改后,林农的自然资本增加,外出务工导致人力资本减少,林业经营投入动力不足、撂荒现象时有发生,且林地生产效率低下,由于生计变化导致农户林地利用行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集体林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对经济机会的响应是驱动其对林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变化的最终因素,生计资本的性质与结构决定了林农的林地利用和生计策略行为决策,对林农的林地利用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行为及收入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山区林业经营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础上,依据农户行为理论、生计资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营理论等理论,打破将林区农户作为同质整体的传统假设,构建了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陕西、江西两省654户农户调研数据,首先,利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算;其次,利用多项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法、分位数回归模型、DEA-Tobit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等在非农化进程下从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利用集约度、利用效率以及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问题;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林业经营农户特征及林地利用现状。调研样本分析发现,当前林业生产领域户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之间,多为中年人。林区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当前林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多以2人及以下为主,农户经营林地规模分布较为均匀,涵盖了大、中、小各类规模,但家庭收入不高,多集中于3-5万元之间。农户兼业方面,调查样本中56.12%的农户都进行了林业兼业生产,仅43.88%的农户没有进行林业兼业生产。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等方面。（2）不同地域、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总体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陕西省农户的自然资本值略高于江西省,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值略低于江西省。商品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大于公益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目前林区农户以弱资本型为主,占比为58.56%,表明林区多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处于较低水平。从生计资本分维水平来看,弱金融资本型与弱自然资本型农户占比最大,分别为70.03%和68.96%,强自然资本型和强金融资本型农户类型占比最小,分别为31.04%和29.97%。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在水平和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生计资本结构差异与农户的生计类型特征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受生计资本水平值的影响,且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到农户的林地利用及其收入。（3）大部分纯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都是选择用材林经营,纯林户在经济林和竹林的利用方式上比例差不多,对于林下经济的利用方式比例最小。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在资本禀赋水平上,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选择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在资本禀赋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和社会资本占优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存在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如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占优显着影响纯林户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三者的资本水平和资本结构均显着影响林业兼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资本水平显着影响兼业林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生计资本结构对其影响不显着;社会资本占优仅对非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产生显着影响。（4）目前农户的林地经营劳动集约度均大于资本集约度,表明目前我国的林地经营仍在劳动集约经营阶段。从农户类型来看,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均最大,其中林业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最大,为0.492,兼业林业户的资本集约度最大,为0.454,其次是纯林户,非林户的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均最小。虽然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如对于林业兼业户而言,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差距为0.009,这也得益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整体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经营并未从劳动集约向资本集约转化,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和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集约度。此外,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程度变化规律具有较大的差异。（5）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此外,农户林地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在不同的商品林经营类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的综合效率为0.204,几乎是经营经济林农户综合效率0.121的两倍,经营竹林农户的综合效率最低,为0.096。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林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且针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家庭住房价值、能人数量、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经济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竹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农户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林地面积、家庭住房价值、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6）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受到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及结构的制约。农户资本禀赋越丰富,越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计状况,对提高林业收入具有明显作用,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对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结构分析中,人力资本占优和金融资本占优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表明不同资本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具有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和结构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收入影响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的作用并不显着,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此外,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自然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而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何值,金融资本均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当社会资本低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对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效果不显着,当社会资本高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7）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二是要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三是要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四是要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五是要大力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六是要不断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杜娟[3]（2020）在《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重要或脆弱的生态区域划定生态公益林,是健康森林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构建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屏障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大面积的生态公益林可能占用了林农原本有限的可经营林地资源,保护区内严格的林木限伐等管理措施也无法完全避免林农的逆向选择,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的经营行为直接决定了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效果。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改变了林农原有林地资源禀赋,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林农会调整林地经营行为,进而影响家庭林业收入,可能会产生诱导农民职业分化等社会功效。本文依托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项目,根据县域差异随机抽取10个县、50个村的500个样本林农进行跟踪调查,2011～2018连续8年累计获得3849份有效问卷。基于激励相容理论,本文试图解析在政府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激励下林农的林地经营决策机理,并验证可能产生的对林农职业分化和收入变化的影响。本文运用林业公共物品理论和“两山”生态资本理论对南方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进行功能定位再识别,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和林农决策理论构建了集体林区利益相关林农在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背景下的林地经营行为分析框架。在回顾我国生态公益林管理政策演变、归类梳理的基础上,对林地资源进行聚类分析并测算不同林种林地被划为生态公益林的成本收益,运用Logistic-Tobit回归模型对比不同群体林农林地经营中资本、劳动投入差异,引入广义估计方程（GEE）的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农民职业化分化的驱动机制,进而利用广义线性模型（GLM）探究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背景下林地资源禀赋重构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主要结论为:（1）通过优化生态公益林补偿限伐措施,激励林农在保护中合理开发利用生态公益林资源,可以实现政府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整体目标和林农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个体目标趋于一致;（2）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改变了集体林区原有林地资源禀赋结构,林农则根据不同林种林地的预期收益调整家庭林地经营决策;（3）二元经济背景下,集体林区农民职业分化是基于家庭林地资源禀赋做出的理性抉择,不同林种林地资源及集体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吸附农民从事农林生产的引力大小不一;（4）林农林业收入是林地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协作的结果,集体林区不同林种生态公益林面积比重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程度不一。
黄天弘[4]（2020）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互动探析》文中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三者在促进人口流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总体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任务还未完全完成。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或非农居民下乡务农的职业转化,已成为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体制性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单靠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推动,还需要以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构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良性互动的机制。一方面要通过保障职业农民市场经营权利推动职业农民队伍发展壮大,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反向流动,减少户籍制度改革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以户籍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弊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和返乡新型职业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民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
程贺[5]（2020）在《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形成机理及收入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其中实现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地流转作为一种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得到了快速推广和应用,其在解决土地资源利用粗放和农业经营效率低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政府和众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希望通过农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释放农村劳动力,改变传统土地经营模式,从而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为进一步繁荣农地流转市场,推动农地流转进程,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系列政策“规范、引导、鼓励、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各项政策激励下,全国农地流转率由1992年的2.9%增长到2018年39.5%,流转规模超过5.3亿亩。但同时也伴随出现了如流转市场不规范、信息不畅、政府干预过多等突出问题,导致农地流转增速逐渐放缓。从政策制定的宏观目标看,规范农地流转市场、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是政策实施的目标之一;从农户家庭的微观决策目标看,提高家庭收入也是其实现家庭福利帕累托最优的内在动力。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理及验证其对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对于实现农户家庭可持续增收,缩小农村贫富差距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大规模农户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问卷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内生转换模型、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值分解法等手段,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理进行验证,估计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1）湖北省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发达,总体农地流转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各区域内的农地流转水平差异性明显,流转方式、流转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仍存在流转规模偏小,流转市场不规范等问题。（2）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从影响农户是否参与流转决策的因素看,文化程度、农机价值、医保认可程度显着影响着农户转入决策,户主年龄、社保依赖程度显着影响着农户转出决策,家庭劳动力人数、被抚养人口比例、职业分化程度、收入分化程度、自有耕地面积、政策认知及地形特征等变量均是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2）从影响农户流转强度决策因素看,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社会关系、农机价值、医保认可程度、农地流转年限等变量显着影响着农户转入强度决策,自有耕地面积、社保依赖程度、农地流转价格、契约形式、地形特征变量显着影响着农户转出强度决策,而分化特征及认知特征变量均是影响农户流转强度决策的重要因素。（3）农地流转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对流转户家庭收入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参与流转后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13.3%和11.5%。从不同流转行为的ATT效应看,有转入行为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14.1%和9.6%,而有转出行为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和纯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8.2%和7.4%。此外,从ATU的估计结果看,若未流转户能够有机会参与农地流转,无论是以家庭总收入为结果变量还是以家庭纯收入为结果变量ATT的值均显着大于ATU,说明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过程中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选择是否参与农地流转。（4）劳动力数量、土地、家庭资产价值、农业机械价值、城市人均GDP变量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年龄、地形特征呈现显着负向影响;而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家庭而言,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健康状况、土地、家庭资产价值、农业机械价值、城市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指数则呈现正向影响,年龄、被抚养人口比例呈现负向影响。（5）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法分析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人力资本是农户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贡献值分别为37.16%和19.89%,农地流转变量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15.29%,排在第三位。区域特征变量和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变量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其贡献值分别为14.56%,13.10%。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为促进农地有效流转,实现农户增收,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通过稳定租金水平、建立完善的流转交易平台等措施,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降低农户流转风险;其次通过优化农地流转保障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政策、劳动力扶持政策等措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参与度;最后还应通过优化农村继续教育制度及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等方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贾双跃[6]（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梅美琳[7]（2019）在《农户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创业,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民增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象,这些逐渐壮大的外出务工群体引起了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外出务工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其原因,着重强调农民选择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对其是否外出务工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基于相对宏观的视角展开分析,主要考察整个农村或城市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吸引力。但是,却少有学者探析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可见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黄冈市、荆州市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农户家庭的社会资本对其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探讨文章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其次,对文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户外出务工的原因;然后,运用详尽的描述分析法对所获取的648个样本数据的户主个人特征及农户的家庭社会资本特征进行分析,明晰由于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差异所带来对于是否选择外出务工的差异;接下来,文章以农户是否选择外出务工作为因变量,以户主的个人特征如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如人情往来支出,家庭借贷能力、走访亲戚数量等作为自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实证检验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及本文的研究展望。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户主个人特征对农户是否选择外出务工有比较显着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身体状况良好、政治面貌为党员、工作行业为非农业时,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大;二、社会资本变量即农户过年期间走访的亲戚数量、家庭人情往来支出、家庭借贷能力均对农户外出务工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农户过年期间走访的亲戚数量越多、人情往来支出越多、家庭借贷能力越强的农户会更倾向选择外出务工。三、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与家庭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经过实证检验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更为显着;四、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注重农民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信息传递作用,同时构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外出务工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户外出务工阻力因素,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合理自由流动。
杨芳[8]（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陈雯玲[9]（2019）在《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基于宁德市洋中镇的调研》文中认为人地关系矛盾与土地经营低效率是农村社会亟待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农民土地转出行为作为土地资源产权的让渡行为,通过土地流转能够帮助农村闲置土地“活”起来,能够实现农村土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利用,能够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今农民的非农就业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开始了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他们离开以农业为基本生存资料的农村而进入到城市当中。在个体劳动技能、文化素养、社会生存环境适应力不同的情况下,面对城市就业岗位的多样化,农民就业工作选择也产生了差异性。这个差异性结果直接反映在收入、岗位、非农工作时长等方面,由此农民职业分化现象产生。按照分化程度的不同划分为纯农业型农民、兼业农民、纯非农业型农民三类,而这三者对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与行为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农民职业分化现象愈趋明显,农村土地流转情况也更加频繁。因此,加大对于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的研究是基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下所进行的,有利于在政策导向的引导下,深入挖掘农民职业分化同土地流转的关系,促进农村土地的规范化流转。本文立足于宁德市洋中镇的调研,通过对当地271户农民的职业分化情况和土地流转情况进行访谈和问卷,对其进行关联的理论联系,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stata进行交叉性检验,得出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具有相关性,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实证,对不同职业分化程度的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与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影响因素研究,分别对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建模,实证检验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纯农业型农民、兼业农民、纯非农业型农民对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都有显着性的正向效应,且不同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效果且存在差异。在模型结果分析后得出: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着的影响,且具体表现为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等诸多方面具有显着性影响;而农民职业分化对于土地流转行为也具有显着性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农民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土地的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基于洋中镇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与流转意愿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促进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帮助农民实现职业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首先要从农民自身出发,先是要针对不同类型,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民职业分化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工作水平。从国家政策入手,则要建设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化,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农民的职业发展和农村土地的高效化利用。
王妍令仪[10]（2018）在《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研究 ——以河北石家庄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普及以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进行外出务工的机会逐渐增多,农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农村农民已经由原先的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成为全职务农者、全职非农者和兼业农民。不仅如此,农民职业分化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当前这一趋势来看,这一过程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农地流转也一直呈增加态势。现阶段,我国支持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是否产生影响,对土地流转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以达到推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健康流转的目标。本文对石家庄地区的17个市县的201户农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整理分析、运用各种相关理论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农民职业分化和土地流转现状,在此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从农民职业分化类别、农民职业分化程度和农民职业分化地区分别来阐述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方式、期限、对象、意愿和用途的影响。运用卡方检验、logistic模型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和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对土地流转方式影响不显着。除此之外,分化类别对土地流转期限、对象和用途产生影响;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对象产生影响,对土地流转期限和用途影响不显着;分化地区对土地流转期限、对象和用途影响不显着。农民职业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规模和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民职业分化地区土地流转规模有负向影响,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包括加快培育全职务农者和乡村干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针对兼业农民的技能和就业培训、增加分化农民本地就业机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学术界有关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的研究偏少,更无从不同职业类别、不同职业分化程度和不同分化地区这三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本论文从以上三个角度深入分析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丰富和深化了相关研究。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基于调研数据,运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以及Logistic多种实证方法分析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
二、职业分化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职业分化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户生计 |
| 1.3.2 农户层面林地利用研究 |
| 1.3.3 农户生计与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综合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生计资本 |
| 2.1.3 林地利用 |
| 2.1.4 农户收入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规模经营理论 |
| 2.2.5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3 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2.3.2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2.3.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2.3.4 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
| 2.3.5 理论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林地利用行为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我国的林地资源 |
| 3.2 我国林地资源生产利用现状 |
| 3.2.1 全国林业总产值 |
| 3.2.2 全国木材及竹材资源利用现状 |
| 3.2.3 全国主要经济林资源利用现状 |
| 3.3 调研区域概况与样本特征描述 |
| 3.3.1 调研区域概况 |
| 3.3.2 样本特征描述 |
| 3.4 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 |
| 3.4.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 |
| 3.4.3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生计资本的综合评价 |
| 4.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生计资本指标选取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生计资本的测度 |
| 4.2.1 指标权重确定 |
| 4.2.2 生计资本测算 |
| 4.3 农户生计资本综合评价结果 |
| 4.3.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
| 4.3.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 |
| 4.3.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作用机理 |
| 5.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比较 |
| 5.3.1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分析 |
| 5.3.2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
| 5.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3 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机理 |
| 6.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 |
| 6.2.1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方法 |
| 6.2.2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结果 |
| 6.3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3 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分布规律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2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测算及差异分析 |
| 7.2.1 农户林地利用的效率测算 |
| 7.2.2 效率测算结果及差异分析 |
| 7.3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 7.3.1 变量选择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3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8.1 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8.1.1 脆弱性背景冲击 |
| 8.1.2 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影响 |
| 8.1.3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8.2.1 变量选取 |
| 8.2.2 模型构建 |
| 8.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3.1 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及收入分布 |
| 8.3.2 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3.3 生计资本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4 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农户林地利用现状及问题 |
| 9.1.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评价 |
| 9.1.3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9.1.4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9.1.5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9.1.6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 |
| 9.2.2 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 |
| 9.2.3 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 |
| 9.2.4 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 |
| 9.2.5 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 9.2.6 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林农决策行为的相关研究 |
| 1.2.2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效果研究 |
| 1.2.3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林农收入的影响研究 |
| 1.2.4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样本林业资源概况 |
| 1.5 创新点 |
| 2 理论依据及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林区 |
| 2.1.2 生态公益林 |
| 2.1.3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 |
| 2.2 相关理论依据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两山”理论 |
| 2.2.3 林农决策行为理论 |
| 2.2.4 激励相容理论 |
| 2.2.5 生态功能区划理论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目标函数 |
| 2.3.2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模式比较 |
| 2.3.3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3 江西省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演化 |
| 3.1 江西省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现状 |
| 3.1.1 江西省森林资源概况 |
| 3.1.2 江西省生态公益林的产权结构 |
| 3.1.3 江西省生态公益林的功能分类 |
| 3.1.4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
| 3.2 江西省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历程 |
| 3.2.1 探索期(1978——1998年) |
| 3.2.2 规模保护期(1999——2012年) |
| 3.2.3 系统推进期(2013年——今) |
| 3.3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相关政策梳理 |
| 3.3 .与集体生态公益林产权有关的文件 |
| 3.3.2 与生态公益林管理验收有关的文件 |
| 3.3.3 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文件 |
| 3.4 本章小结 |
| 4 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社会满意度评价 |
| 4.1 满意度模型构建 |
| 4.2 理论研究假设 |
| 4.3 公益林保护政策的社会满意度实证分析 |
| 4.3.1 指标设置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不同社会群体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满意度对比 |
| 4.3.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5 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
| 4.4 小结与讨论 |
| 5 生态公益林经营的成本收益测算 |
| 5.1 测算方法 |
| 5.2 样本聚类分析 |
| 5.3 基于林种差异的成本收益测算 |
| 5.3.1 用材林 |
| 5.3.2 经济林 |
| 5.3.3 竹林 |
| 5.4 小结与讨论 |
| 6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林农林地投入行为分析 |
| 6.1 理论研究假设 |
| 6.2 模型构建 |
| 6.2.1 变量定义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样本统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3.2 林农林地投入差异分析 |
| 6.3.3 林农林地投入可能性实证分析 |
| 6.3.4 林农林地投入量实证分析 |
| 6.3.5 不同样本组林农林地投入对比分析 |
| 6.3.6 稳健型检验 |
| 6.4 小结与讨论 |
| 7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 |
| 7.1 集体林区林农职业分化现状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模型设定 |
| 7.3 理论研究假设 |
| 7.3.1 变量设置 |
| 7.3.2 样本统计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7.4.2 全样本农民职业分化GEE面板回归分析 |
| 7.4.3 生态公益林农民职业分化GEE面板回归分析 |
| 7.5 小结与讨论 |
| 8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机理分析 |
| 8.1 集体林区林农林业收入分析 |
| 8.2 理论研究假设 |
| 8.3 模型构建 |
| 8.4 实证分析 |
| 8.4.1 林地资源禀赋 |
| 8.4.2 经典林农林业收入影响模型 |
| 8.4.3 基于林种差异的林农林业收入影响模型 |
| 8.4.4 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模型 |
| 8.4.5 稳健型检验 |
| 8.5 小结与讨论 |
| 9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互动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分析 |
| 1.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
| 2.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
| 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遇到的问题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
| 1.户籍制度改革遇到的问题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
| 2.农民职业分化、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遇到的问题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
| 四、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与农民职业分化的互动改革措施 |
| 1.通过推进职业农民成长减小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的压力 |
| 第一,形成培育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 |
| 第二,在农村建立吸引人才上山下乡的市场机制。 |
| 第三,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扶持保障体系。 |
| 2.消除农民职业分化障碍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 |
（5）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形成机理及收入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土地流转 |
| 2.1.2 农户决策行为 |
| 2.1.3 家庭收入水平 |
| 2.1.4 家庭收入差距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地租理论 |
| 2.2.2 土地产权理论 |
| 2.2.3 规模经济理论 |
| 2.2.4 展望理论 |
| 2.2.5 收入分配理论 |
| 3.相关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理论解释框架 |
| 3.1.1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分析—基于展望理论 |
| 3.1.2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解释 |
| 3.2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解释框架 |
| 4.研究区介绍、研究设计及样本特征 |
| 4.1 研究区介绍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受访样本的基本特征 |
| 4.3.1 受访样本个体特征 |
| 4.3.2 受访样本家庭经营特征 |
| 4.3.3 受访样本经济特征 |
| 4.4 农户农地流转基本特征 |
| 4.4.1 未流转户基本情况 |
| 4.4.2 转入户情况 |
| 4.4.3 转出户情况 |
| 5.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模型选择 |
| 5.2 变量定义 |
| 5.3 模型处理结果 |
| 5.3.1 流转行为影响因素 |
| 5.3.2 流转强度影响因素 |
| 6.农户农地流转收入效应分析 |
| 6.1 研究模型 |
| 6.1.1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 |
| 6.1.2 基于ESR模型的处理效应估计方法 |
| 6.1.3 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法 |
| 6.2 变量选择 |
| 6.3 模型处理结果 |
| 6.3.1 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 |
| 6.3.2 处理效应分析 |
| 6.3.3 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 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调查问卷 |
| 附录 B: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现代化 |
| (二)社会分化 |
| (三)社会整合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 三、三大改造 |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 四、突出政治 |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 一、系统分化 |
| 二、职业分化 |
| 三、收入分化 |
| 四、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 四、社会碎片化 |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农户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评价 |
| 一、农民外出务工影响研究 |
| 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影响研究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农民外出务工 |
| 二、社会资本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农民职业分化理论 |
| 二、家庭内部分工理论 |
| 第二章 农户社会资本与外出务工行为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户主基本特征分析 |
| 三、农户社会资本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户主个人特征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交互统计分析 |
| 一、年龄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二、受教育年限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三、专业技能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四、政治面貌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五、健康状况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六、工作行业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交互统计分析 |
| 一、亲戚数量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二、亲戚中有无能人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三、人情往来支出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四、家庭借贷能力与农户外出务工行为 |
| 第三章 社会资本对农户外出务工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取与描述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共线性检验 |
| 二、实证分析过程 |
| 三、结果分析 |
|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 2.2.2 嵌入性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概念范畴 |
| 3.1.1 农户 |
| 3.1.2 社会网络 |
| 3.1.3 农地流转 |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3.3 模型选择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机理分析 |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7.2 机理分析 |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8.2 机理分析 |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构建 |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基于宁德市洋中镇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拟解决的问题 |
| 1.4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 |
| 2.1.2 农民职业分化 |
| 2.1.3 土地流转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分层理论 |
| 2.2.2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移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 2.2.4 农民行为理论 |
| 2.2.5 土地流转理论 |
| 2.2.6 地租理论 |
| 3 洋中镇农民职业分化与土地流转的描述性分析 |
| 3.1 洋中镇概况 |
| 3.1.1 地理资源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 3.1.3 农业经济概况 |
| 3.1.4 农民职业分化现状 |
| 3.1.5 土地流转现状分析 |
| 3.2 样本农民职业分化和土地流转情况 |
| 3.2.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2.2 样本农民基本情况 |
| 3.2.3 样本农民分化情况 |
| 3.2.4 样本土地流转情况 |
| 3.3 农民参与土地流转行为与意愿的交叉分析 |
| 3.3.1 不同职业分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分析 |
| 3.3.2 不同职业分化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 |
| 3.4 小结 |
| 4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与意愿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 实证方法与理论模型选择 |
| 4.2 变量选择与关系确定 |
| 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1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小结 |
| 5 结论和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队伍 |
| 5.2.2 加强兼业农民的技能与就业培训,提升劳动竞争力 |
| 5.2.3 增加分化农民的就业机会,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转变 |
| 5.2.4 促进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
| 5.2.5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普及土地政策法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研究 ——以河北石家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 |
| 2.1.2 农民职业分化 |
| 2.1.3 农民职业分化类别 |
| 2.1.4 农民职业分化程度 |
| 2.1.5 农民职业分化地区 |
| 2.1.6 土地流转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分化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 2.2.3 推拉理论 |
| 2.2.4 土地流转理论 |
| 3 农民职业分化与土地流转现状分析 |
| 3.1 农民职业分化现状分析 |
| 3.1.1 农民职业分化多元化趋势明显 |
| 3.1.2 农民职业分化程度逐渐扩大 |
| 3.1.3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主要在本地就业 |
| 3.2 土地流转现状分析 |
| 3.2.1 土地流转规模呈上升趋势 |
| 3.2.2 土地流转方式单一 |
| 3.2.3 土地流转期限较短 |
| 3.2.4 流转主体单一 |
| 3.2.5 农民有一定的土地流转意愿 |
| 3.2.6 土地流转用途主要以种植作物为主 |
| 4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
| 4.1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 |
| 4.1.1 职业分化类别不同导致土地流转规模不同 |
| 4.1.2 不同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规模产生影响 |
| 4.1.3 分化地区不同对土地流转规模具有一定影响 |
| 4.2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方式的影响 |
| 4.2.1 不同职业分化类别导致土地流转方式不同 |
| 4.2.2 职业分化程度不同导致其土地流转方式不同 |
| 4.2.3 不同分化地区导致其土地流转方式不同 |
| 4.3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期限的影响 |
| 4.3.1 职业分化类别不同对土地流转期限产生影响 |
| 4.3.2 不同职业分化程度导致土地流转期限不同 |
| 4.3.3 分化到不同地区导致其土地流转期限不同 |
| 4.4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对象的影响 |
| 4.4.1 不同职业分化类别导致土地流转对象不同 |
| 4.4.2 职业分化程度不同导致土地流转对象选择不同 |
| 4.4.3 不同分化地区导致土地流转对象选择不同 |
| 4.5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
| 4.5.1 职业分化类别不同导致其土地流转意愿不同 |
| 4.5.2 不同职业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意愿有影响 |
| 4.5.3 分化地区不同导致土地流转意愿不同 |
| 4.6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用途的影响 |
| 4.6.1 不同职业分化类别对土地流转用途有影响 |
| 4.6.2 职业分化程度不同导致土地流转用途选择不同 |
| 4.6.3 不同分化地区导致土地流转用途不同 |
| 5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选择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期限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选择 |
| 5.2.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模型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其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选择 |
| 5.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快培育全职务农者和乡村干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
| 6.2.2 加强针对兼业农民的技能和就业培训 |
| 6.2.3 增加分化农民本地就业机会 |
| 6.2.4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6.2.5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四、职业分化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D]. 张旭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3]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杜娟. 江西农业大学, 2020
- [4]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互动探析[J]. 黄天弘. 中州学刊, 2020(09)
- [5]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形成机理及收入效应研究[D]. 程贺.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农户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研究[D]. 梅美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8]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 [9]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基于宁德市洋中镇的调研[D]. 陈雯玲. 福建农林大学, 2019(12)
- [10]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研究 ——以河北石家庄为例[D]. 王妍令仪.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