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预测全球IT业2003年将回暖(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孔大鹏[2](2020)在《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直接带动了数字贸易的繁荣。数字贸易成为21世纪贸易核心议题,成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和竞争的焦点。当前,多边贸易规则不能适应,甚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贸易发展,从发达国家来看尤为如此。在全球贸易体系重构期和“再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数字贸易如何发展、规则如何重构、治理格局如何演变,这些问题亟需审慎思考。多年来,数字贸易强国美国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其数字贸易规则的“载体”,并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逐步走向成熟,其高标准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挑战。本文以美国数字贸易战略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美国数字贸易发展历程,特别是美国推进的一系列双边自贸区及超大型自贸区谈判中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力求从更大时间维度透视其推进谈判的努力,试图发现美国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的战略动因及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由于通过数字贸易可以获得显着收益,美国有动力在区域合作中打开数字贸易市场,但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谈判方接受美式数字贸易规则,通过“有顺序的谈判”形成增强贸易集团,增加其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杠杆作用和谈判筹码,并通过“美式模板”的持续输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最终实现“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多边化”,进而夺得数字贸易制度性霸权。毫无疑问,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框架尚未达成一致,但数字贸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实现路径之一,其多边化方向与全球化一致。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在数字贸易壁垒上的分歧是数字贸易规则多边化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障碍由“数字鸿沟”和发展阶段差异决定,也会随着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的崛起逐步减少,关键问题是各方如何围绕彼此诉求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在数字贸易全球治理上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有必要承担起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数字贸易谈判的义务,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背景中引领相关议题制定,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中赢得主动权。
蒲大可[3](2020)在《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债务是长期伴随非洲发展的老问题。本论文系统分析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探究了债务成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总结了非洲外债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对非洲及中非融资合作的影响,并提出努力方向与改进建议。首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根据非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和债务情况,将非洲国家债务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该时期非洲经济较快发展,债务问题初显但并不突出。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非洲国家进口替代、结构调整等发展策略的接连失败,造成经济持续下滑,债务也迅速累积并在80-90年代爆发危机,促使国际债权人在90年代末推出各种债务减免措施。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因大宗商品繁荣而得到快速增长,同时得益于多双边减债协议的落实,外债规模由2255亿美元降至1864亿美元。第四个时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非洲国家举债加大发展性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债规模再度迅速扩大,到2017年已达5350亿美元,部分债务指标也出现恶化,债务危机再现端倪,本论文称之为“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非洲国家债务规模与风险的持续扩大是否会引致系统性债务危机。本论文采用指标分析、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以及横向和纵向对比等方法,对“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做了分析;同时,也选取肯尼亚、吉布提、刚果(金)、刚果(布)和赞比亚等五个国家做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指标尚处于门槛值以内,短期内非洲整体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从趋势上看,非洲整体债务负担在加重,面临外部冲击时违约风险在增大,高风险国家增多,少数国家的债务已不可持续。与20世纪80-90年代非洲债务危机相比,“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优惠性质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更多非洲国家发行利率高达5%至16%的国际主权债券;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贷款在部分非洲国家外债中占比快速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使得非洲国家面对更高的利率和汇率风险以及短期偿债风险。非洲债务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根源。从直接原因看,债务出现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收支出了问题,收入相对支出少了,造成债务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是债务管理出了问题,债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偿债风险变大。从历史根源看,债务问题周期性出现,既是非洲经济脆弱性、依附性以及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表现,也是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背景下,为满足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其背后则反映出非洲国家长期忽视内部积累而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多党民主化使得政府更“短视”,倾向于更多借债以满足竞选承诺,从而强化了对外依赖的惯性,而市场化融资的迅猛增长,使得非洲脆弱的单一经济结构在面对冲击时,外部缓冲手段更为缺乏。20世纪80-9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因外债上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而陷入贫穷。“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也对非洲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偿债负担超过门槛值后,将挤占财政资源,降低国内投资率,抑制经济增长;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管控债务风险的难度等。本论文认为,为实现“债务-发展”的良性循环,非洲国家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从思想上改变对外依赖的心理和惯性,有效动员国内金融资源,加大财源和生产性开支,加强自身债务管理能力,统筹安排外资项目建设的优先次序,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中国因素是受到各方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本论文的分析表明,自2012年起中国对非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贷款存量已占非洲外债总额约20%。中国对非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显着带动了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交通、电力、能源、信息通讯、农业、制造业及工业园区建设,在推动破解非洲发展瓶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中非融资合作中也存在着不可持续、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在非洲债务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不仅对非贷款风险上升,还对中国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中非合作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在对外投融资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亟待改进。基于此,本论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对非贷款风险防控,探索推动存量项目债转股、扩大人民币在非洲的使用、加强国际三方合作,同时积极促进中非投融资合作模式创新,助力非洲工业化发展,提高非洲自身“造血”能力,从源头化解债务问题。
曾桂荣[4](2019)在《国际税收竞争对FDI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发展放缓,所以需要通过“减税降费”来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国际形势依然严峻,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瓶颈依旧存在,所以如何在国际税收竞争的局势下保持国际竞争力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降低企业所得税负的方式能有效吸引资本,那么我国也可以在目前间接税的改革基础上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从而保持国际竞争力,吸引外商资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文章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一章是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分析。这部分是对国际税收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以及相关经典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分析了代表国际税收竞争的税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渠道以及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为后文的实证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是国际税收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这章从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不同经济体税收竞争的表现形式和国际税收竞争的趋势状况,同时重点分析了我国的宏观税负状况以及我国企业所得税负对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问题。第三章是国际税收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31个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多的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基准模型,通过实证回归的方式发现东道经济体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会显着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该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着影响。第四章主要是根据前几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同时结合目前的时代背景——数字经济,从优化企业所得税制、改善营商环境以及完善国际税收协定三个方面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题为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然后通过对企业所得税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国际税收竞争的趋势状态、表现形式和我国税负状况、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税率反应的实证分析,从一般到特殊,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敏感对企业所得税负变化做出反应的结论,总的效应是税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越小,进一步证明通过国际税收竞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是有效的,即企业所得税国际税收竞争能显着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本文是在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解释了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对如何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给出优化建议。
佟伟伟[5](2019)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之际,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合作和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推进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和降低东亚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次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分工体系,从而奠定了自身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先者”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弱以及中国、东盟等经济的迅猛增长,东亚原本梯次分明的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被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东亚生产网络”取代。从“雁行模式”到“东亚生产网络”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了“领先者”作用,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余年后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经济体、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首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启了迅猛增长之势,对东亚直接投资流量更是于2008年超越了日本。不仅如此,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为最终消费品提供进口市场外,中国在其他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均已高于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新的“领先者”,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藉此推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通过联动发展分析、实证分析全面剖析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藉此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基于生产要素集聚、国际生产分割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作用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国际分工变迁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其次,在回顾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规模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联动发展分析。在规模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日本自身以及“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电气机械行业以及精密机械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互补关系;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替代关系;与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以及食品、纺织、化学、钢铁及非铁金属、一般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则不明确。在结构层面,日本对“四小龙”直接投资与“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互补关系;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五国直接投资与其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替代关系;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自身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不明确。日本各行业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该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食品行业和一般机械行业表现为替代关系;在纺织行业、化学行业和精密机械行业表现为互补关系;在钢铁及非铁金属行业、电气机械行业和交通设备行业表现的不明确。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分工模式演进以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不无关系。再次,在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层面,分别构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及贡献。总体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前23期呈正向影响,第23期开始呈负向影响,其影响及贡献比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经济开放度更大;地域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日本和“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对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呈正负交替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次序为东盟五国、中国、“四小龙”和日本;行业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均呈正负交替变化,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纺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贡献最大、对电气机械行业贡献最小。最后,通过中日比较发现,中国在东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均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国地位提升对日本区域作用发挥以及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基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张燕生,逯新红[6](2018)在《2017~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世界经济企稳向好,国际贸易、金融、制造业的增长态势出现了普遍向好的趋势,但恢复到长期均衡状况可能还需要数年。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了诸多亮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美经济关系一波三折,构建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在艰难中前行;脱欧背景下的中欧和中英关系稳定发展,但脱欧谈判过程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金砖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开启"金砖+"的第二个"黄金十年";APEC机制下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机制不断深
张栋,张怡[7](2017)在《后危机时代中亚五国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回顾、比较和展望》文中研究表明中亚五国为我国倡导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冲,是我国面向广袤亚欧大陆寻求经济合作的首要区域。我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存在地缘优势,在经贸合作、直接投资上有着显着的利益契合点。分析中亚五国危机后对外贸易发展变化形势及各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和发展情况,以及对各国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未来展望,对我国与各国实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危机后2009-2016年各国数据,研究了各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情况,研究发现:危机后各国对外贸易发展为倒"U"型变化,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是中亚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亚国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并取得积极成果,中亚地区是我国企业开展投资、经济合作的热点地区。2017年预计世界经济整体向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全球贸易贸易增长加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情况下,中亚整体对外贸易和FDI前景向好。
王羽涵[8](2016)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驱动因素与宏观影响因子研究》文中指出伴随全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联结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一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优化生产要素,提高要素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政治经济影响力。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本论文的选题系基于以下研究背景:第一、历史背景。开放经济的发展路径通常认为由低到高分别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知识产权输出。中国已经是极为成熟的商品输出大国,由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政策背景。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大跨步发展对外投资。基于中国目前仍初于政策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为如何精准制定宏观支持政策以实现“十二五”规划胜利实施提供经济学理论支持,符合政策趋势。第三、现实背景。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利用的外资中有相当比例属于返程投资。这类返程投资被部分学者称为“伪外资”,而这类返程投资的来源被称为“虚拟投资”。对外虚拟投资仅是中国国内资本国际化后的“资金池”,不应与投资于G20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实体投资混同。本文区分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是完全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条件和企业需求。要正确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如何,分析框架应当如何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将如何增长,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增长?宏观经济因子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基本描述和统计方法、数量分析法、理论推导和逻辑推演法,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入手,从发展阶段定位、现状等分析了中国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基本规律,创新的将对外直接投资分解为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两部分,综合运用GM灰色分析、LMDI分析、因子分析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驱动因素,探讨了中国宏观政策如何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存在着巨大差距。按照IDP理论,与联合国2004年的划分标准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显现出外向国际化超前的迹象。中国IDI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的全球排序在2005年之前属于吸引外资的领先国家,2006年开始逐渐进入未发挥出潜力国家的行列。中国ODI占IDI比值低于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和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该比值自2009年起开始超过BRICs平均水平,表明中国从2009年起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第三阶段。第二、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类:对外实体投资,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生产理论予以解释;对外虚拟投资,仅仅是资金的跨境流动或间接投资,与实体经济或厂商生产不产生直接关联,属于金融理论中的套利行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国家/地区的ODI并不在当地产生任何实体经济活动,其实质仅仅是资金由“在岸”转为“离岸”,由“内资”转为“外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对外实体投资中扮演重要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与美国、欧盟、东盟、金砖国家、主要资源型国家在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较高的补充(替代)性,这提醒中国政府如提高在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比重,则会降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ODI中的地位,可能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状况。第三、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与驱动因素。通过利用政策目标法和灰色预测法初步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时,本文发现“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政策目标与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基本一致,体现出政府部门拟定的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较符合经济实际,但两者均低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年化复合增长量,表现出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预期,但无法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过往历史的高增长率。为继续保持或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有必要通过拟定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本文利用LMDI的加法分解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为经济活动效应因素、产业结构效应因素、投资效率效应因素。从分解结果看,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投资效率效应因素和经济活动效应因素。在对投资效率效应因素的进一步加和分解后可知,第三产业部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影响最大,短期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更应侧重于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宏观影响因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包括政治动因和经济动因。对外直接投资从长期看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从短期看可能存在较为直接的政治动因:西方国家长期存在市场主体通过提供竞选资金直接干预政治生态的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服务于投资国的国家战略也可以承担投资国外交功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动因可分为对外实体投资动因和对外虚拟投资的动因。对外实体投资的本质是对生产性能力的扩大,根本动因在于追求更多利润,具体而言包括:扩大市场动因,资源获取动因,提高生产、交换效率动因,技术获取动因。对外虚拟投资的具体动因大体包括:享受税收减免的税务筹划动因,境外上市融资动因,规避国际经营壁垒动因,国际套利动因,转移非法收入动因。本文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子进行降维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子可以降维为宏观经济因子、货币政策因子、财政政策因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9.163%、25.041%、8.182%。
王启洋[9](2015)在《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机制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失衡是我国近年来贸易摩擦频发、外汇规模持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外贸易失衡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效果发挥、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正不断形成。在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缓解投资母国对外贸易失衡的问题。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外贸易失衡现状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传导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以及国际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替代、互补以及互动三种关系。第二,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失衡现状。从规模,区域分布、产业分布、主体分布以及投资方式五个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贸易顺差的规模、来源、对象三方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及危害。第三,揭示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传导机制。从投资母国的角度出发,对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层面进行研究,揭示其传导机制。第四,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对我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区域直接投资以及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第五,分析不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及其对母国贸易的影响。结合文献,对日本、美国、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进行划分,研究各国不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影响,以及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第六,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联合国以及商务部发布的报告,对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提出政策建议。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王辉耀,孙玉红,苗绿[10](2015)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现状与趋势》文中认为在国际对外投资流量下滑的背景下,2014年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对外投资的最大吸收国,而且首次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本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客观反映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问题,并从对外投资立法、海外安全保护及国际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海外商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预测全球IT业2003年将回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预测全球IT业2003年将回暖(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写列表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一、什么是贫困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三、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二、治理和统治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贫困的产生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一、研究假设 |
二、基本观点 |
三、章节安排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思路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第一节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三、数字贸易概念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第二章 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梳理 |
一、繁荣的数字经济 |
二、美国数字贸易概况 |
(一)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
(二)美国数字贸易政策体系 |
第三章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进展及逻辑 |
一、美国早期数字贸易规则 |
二、美国MEGA-FTA数字贸易规则 |
(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
(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 |
三、特朗普时期的数字贸易规则 |
(一)美墨加协定(USMCA) |
(二)美国—日本数字贸易协定(UJDTA) |
(三)在WTO框架下的数字贸易主张 |
四、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战略动因与发展趋向 |
(一)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战略动因 |
(二)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内容实质 |
(三)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行为逻辑 |
第四章 对中国的启示 |
一、中国数字贸易概况 |
二、中美数字贸易主张的差别 |
三、对中国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和论文结构 |
二 债务问题相关概念 |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第一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非洲债务形成与发展的逻辑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历史回顾 |
一 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
二 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
三 第三个时期(2000 年至2008年) |
四 第四个时期(2008 年至2019年) |
第三节 国际主权债务的处理机制 |
一 双边主权债务处理:巴黎俱乐部 |
二 多边主权债务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国家贷款情况 |
第四节 非洲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
一 非洲国家的投融资需求及资金瓶颈 |
二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关注点 |
第二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特点及成因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可持续性分析 |
一 基于静态指标分析 |
二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DSF)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特征 |
四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总体可控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的比较分析 |
一 地区横向比较 |
二 历史纵向比较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 |
一 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单薄 |
二 债务结构出现不良趋势,债务不稳定性增加 |
第四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 |
一 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强化 |
二 市场化融资迅猛增长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共同作用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 |
第三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案例分析 |
第一节 肯尼亚案例分析 |
一 肯尼亚宏观经济现状 |
二 肯尼亚债务问题分析 |
第二节 吉布提案例分析 |
一 吉布提宏观经济现状 |
二 吉布提债务问题分析 |
第三节 非洲资源国案例分析 |
一 刚果(金)案例分析 |
二 刚果(布)案例分析 |
三 赞比亚案例分析 |
第四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影响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非洲的影响 |
一 偿债负担及风险快速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
二 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非洲国家抵抗风险的难度 |
三 非洲资源型国家的再融资成本和风险明显上升 |
四 非洲国家应加强债务管理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
第二节 中国对非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一 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 |
二 中国对非贷款的主要特征 |
三 中国主要对非贷款机构 |
四 中非融资合作存在的问题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
一 直接导致中国对非贷款风险上升 |
二 影响中国企业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 |
三 中国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的角色引发争议 |
四 暴露出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管理的问题与不足 |
五 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面临紧迫压力和新机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 英文着作和报告 |
二 英文期刊论文 |
三 英文网络资源 |
四 中文着作和译着 |
五 中文期刊论文 |
六 中文网络资源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国际税收竞争对FDI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概念与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 |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
第二节 经典理论 |
一、国际税收竞争的经典理论 |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经典理论 |
第三节 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
一、税率对FDI的作用途径 |
二、税率与FDI的关系 |
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国际税收竞争的现状分析 |
一、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分析 |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趋势状况 |
第二节 我国企业税负和外商投资的现状分析 |
一、我国的宏观税负状况分析 |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负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分析 |
第三章 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二、模型估计方法 |
第二节 变量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的选取 |
二、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法定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
二、法定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回归 |
三、实证结论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一、变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进行分析 |
二、加入控制变量 |
第四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优化企业所得税制 |
二、大力改善营商环境 |
三、完善国际税收协定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贸易一体化的概念及测度 |
1.2.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基本理论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
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分析 |
2.2.1 内部因素分析 |
2.2.2 外部因素分析 |
2.3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
2.3.1 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 |
2.3.2 国际分工演变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
2.3.3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3.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 |
3.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历史演进 |
3.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3.1.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演进特征 |
3.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3.2.1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历史演进 |
3.2.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3.2.3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分析 |
4.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规模与结构视角 |
4.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联动发展 |
4.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结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结构的联动发展 |
4.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
4.2.1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转移 |
4.2.2 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 |
4.2.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的影响分析 |
5.1.1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
5.1.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5.1.3 VAR模型构建 |
5.1.4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5.1.5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5.1.6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5.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地域层面的影响分析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5.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5.2.3 VAR模型构建 |
5.2.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5.2.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5.2.6 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5.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行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
5.3.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5.3.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5.3.3 VAR模型构建 |
5.3.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5.3.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5.3.6 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中日两国比较 |
6.1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比较 |
6.1.1 对东亚直接投资动因比较 |
6.1.2 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
6.1.3 对东亚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比较 |
6.1.4 对东亚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比较 |
6.2 中日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比较 |
6.2.1 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比较 |
6.2.2 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6.2.3 在东亚区域内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6.2.4 在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6.2.5 在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6.3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6.3.1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6.3.2 VAR模型构建、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6.3.3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冲击效应 |
6.3.4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比较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中国的启示 |
7.2.1 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 |
7.2.2 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 |
7.2.3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后危机时代中亚五国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回顾、比较和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二、后危机时代中亚五国贸易发展情况回顾与比较 |
(一)危机后各国对外贸易发展变化显现为明显的倒“U”型 |
1.2009年-2013年,各国对外贸易呈稳步增长 |
2.2014年后中亚各国对外贸易连续下降 |
3. 中亚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 |
4. 从国别来看,严重依赖油气资源的哈和土对外贸易下滑显着 |
(二)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
1. 中国是中亚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
2. 危机后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基本呈倒“U”型变化 |
三、后危机时代中亚各国吸引外商投资(FDI)情况:回顾与比较 |
(一)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亚国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 |
1. 各国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投资吸引力 |
2. 各国制定多项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 |
3. 各国吸引外资取得积极成果 |
(二)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企业开展投资、经济合作的热点地区 |
四、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情况未来展望 |
(一)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未来展望 |
1. 世界经济整体向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 |
2. 预计全球贸易增长加快 |
3. 预计世界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增长将大幅加快 |
(二)中亚五国吸引外商投资未来展望 |
1. 预计中亚各国未来经济逐渐向好,增强其投资吸引力 |
2. 中亚各国为加大引资力度制定了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 |
3.“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亚各国吸引外商投资带来巨大历史机遇 |
五、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的启示与建议 |
(一)密切关注各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有效推动双方经贸往来 |
(二)加强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融资合作,促进产能合作伴生的贸易增长 |
(三)提高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水平,丰富并优化对中亚的投资结构 |
(四)协商和推动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或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驱动因素与宏观影响因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1.2.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辨析 |
1.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
1.2.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
1.2.4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返程投资现象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
1.3.1 问题的提出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论文逻辑框架 |
1.4.3 研究内容 |
1.5 研究创新 |
1.6 对本文概念的几点说明 |
2 基于IDP理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阶段识别 |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事实 |
2.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2.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分析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
2.2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
2.3 中国所处投资发展阶段的初步分析 |
2.4 基于流入与流出平衡性的中国投资发展阶段综合判断 |
2.4.1 利用外资的演变过程 |
2.4.2 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过程 |
2.4.3 IDI、ODI流量的平衡性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框架:虚拟投资与实体投资 |
3.1 全球主要离岸金融中心概述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 |
3.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 |
3.2.2 与代表性国家/地区双边投资指数分析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虚拟投资 |
3.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分类 |
3.3.2 离岸避税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离岸金融中心再分析 |
3.3.3 中国对外虚拟投资的统计分析 |
3.4 中国对外虚拟投资的特殊现象:返程投资 |
3.4.1 红筹模式 |
3.4.2 特殊目的公司与VIE结构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实体投资 |
3.5.1 香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香港特别行政区再分析 |
3.5.2 中国对外实体投资的统计分析 |
3.5.3 中国对外实体投资的主要构成分析 |
3.5.4 中国对外实体投资主要构成的相关系数 |
3.6 本章小结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分析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规模预测 |
4.1.1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适用性问题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
4.1.3 基于政策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初步预测 |
4.1.4 基于GM灰色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规模预测 |
4.2 基于LMDI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
4.2.1 LMDI模型综述 |
4.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4.2.3 模型计算 |
4.2.4 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子分析 |
5.1 经济转型期对外直接投资规制政策及经济调控分析 |
5.1.1 全球经济调整与经济转型期对外直接投资新机遇 |
5.1.2 中国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制政策分析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5.2.1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动因分析 |
5.2.2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动因分析 |
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影响因子分析建模 |
5.3.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3.3 SPSS因子分析建模 |
5.3.4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 |
6.1 有关政府规制的政策建议 |
6.2 有关宏观调控组合的评价 |
6.3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6.4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机制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框架 |
1.2.2 技术路线 |
1.3 主要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
2.1.1 替代关系理论 |
2.1.2 互补关系理论 |
2.1.3 互动关系理论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
2.2.1 国外实证研究 |
2.2.2 国内实证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失衡现状 |
3.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3.1.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
3.1.2 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
3.1.3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
3.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
3.2.1 政府宏观管理存在的问题 |
3.2.2 企业微观治理存在的问题 |
3.3 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现状 |
3.3.1 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 |
3.3.2 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主要来源 |
3.3.3 发达国家是贸易顺差主要对象 |
3.4 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及危害 |
3.4.1 对外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
3.4.2 对外贸易失衡的危害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传导机制分析 |
4.1 微观层面传导机制分析 |
4.1.1 跨国公司多国市场战略阶段 |
4.1.2 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战略阶段 |
4.2 中观层面传导机制分系 |
4.2.1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调整正效应及其贸易传导机制 |
4.2.2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调整负效应及其贸易传导机制 |
4.3 宏观层面传导机制分析 |
4.3.1 不同经济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 |
4.3.2 不同类型国家间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计量分析 |
5.1 总体贸易效应 |
5.1.1 模型及数据 |
5.1.2 实证分析 |
5.1.3 结果讨论 |
5.2 区域贸易效应 |
5.2.1 模型及数据 |
5.2.2 实证分析 |
5.2.3 结果讨论 |
5.3 行业贸易效应 |
5.3.1 模型及数据 |
5.3.2 实证分析 |
5.3.3 结果讨论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 |
6.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 |
6.1.1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6.1.2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 |
6.1.3 政府作用 |
6.2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验 |
6.2.1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6.2.2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 |
6.2.3 政府作用 |
6.3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经验 |
6.3.1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6.3.2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 |
6.3.3 政府作用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现状与发展形势 |
7.1 国际经济贸易及投资的现状与发展形势 |
7.1.1 世界经济现状与发展形势 |
7.1.2 世界贸易现状与发展形势 |
7.1.3 世界跨国投资现状与发展形势 |
7.2 我国对外贸易国际环境现状与发展形势 |
7.2.1 对外贸易国际环境现状 |
7.2.2 对外贸易国际环境发展形势 |
7.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环境现状与发展形势 |
7.3.1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环境现状 |
7.3.2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发展形势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 |
8.1.1 促进产能过剩制造业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
8.1.2 推动处于衰退期制造业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
8.1.3 培育并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
8.1.4 增加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 |
8.2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8.2.1 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
8.2.2 强化对自然资源禀赋充裕地区直接投资 |
8.2.3 增加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
8.3 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 |
8.3.1 加快培育一批大型跨国公司 |
8.3.2 鼓励扶持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
8.4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 |
8.4.1 制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规划 |
8.4.2 构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
8.4.3 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 |
8.4.4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体系 |
8.4.5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着作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预测全球IT业2003年将回暖(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D]. 孔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3]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D]. 蒲大可.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国际税收竞争对FDI的影响研究[D]. 曾桂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5]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D]. 佟伟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6]2017~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A]. 张燕生,逯新红.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7~2018), 2018
- [7]后危机时代中亚五国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回顾、比较和展望[J]. 张栋,张怡. 金融发展评论, 2017(08)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驱动因素与宏观影响因子研究[D]. 王羽涵.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9)
- [9]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机制及政策研究[D]. 王启洋.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3)
- [10]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现状与趋势[A]. 王辉耀,孙玉红,苗绿.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现状与趋势(2015),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