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呼之欲出（论文文献综述）
程令政[1]（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认为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于菁竹[2]（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认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徐亚男[3]（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彭杨[4]（2020）在《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笔者努力架构出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和思想原境,深入探寻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影响形成的整体民族性格,探析楚人与楚凤那份天然的亲切感,即在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视域下审视两者的存在关系,同时荆楚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楚凤鸟图式的艺术格调。在楚人的思维、观念中楚风楚俗是以巫文化为核心,这是楚凤鸟图像空间转喻、诗意空间隐喻发生状态的内驱力;上古神话系统的图像时空转换使得楚凤鸟艺术创作完全是一种“图画神灵、奇伟诡谲”的神秘形态。楚地孕育出的道家思想及其道家美学则蕴含着一种“道通为一”的审美观照、艺术精神,庄屈美学与楚凤鸟艺术之间既有审美取向的“错位”又有诠释语言的“借用”关系。经过考古遗存图像对比研究,发现楚凤鸟艺术载体的历史物质性潜藏着传统范式,再联系楚民族历史发展来认知传统范式的发生范围。研究楚凤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也融入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指向也需要‘固本’”的态度;楚凤鸟的视觉图式与精神内涵不仅影响后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也对当代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本文从多个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分析楚凤鸟图式的内在文化结构、艺术语言形态及其精神内涵。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课题缘起、意义、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畴、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回顾了前辈针对楚国凤鸟所作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第一章先从楚民族的内在构成进行溯源分析,进而展现楚人的特殊历程、文化渊源;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二重结构研究分析出楚人与楚凤的存在关系;楚国自然地理环境与楚凤艺术格调内在联系。第二章首先探讨楚国工匠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影响着楚凤艺术创造,而大体以巫文化、道家思想构建的思想原境也深刻影响着楚凤鸟图像空间和诗意空间的形成,影响着楚凤的审美观照、精神指向以及诠释语言。第三章主要围绕着楚凤鸟图式形态与诗意呈现,论述潜藏的传统范式的往昔范围及其原始认知逻辑,将玉器、青铜器、丝织品、漆器、鸟书归纳成礼仪性与世俗性两类材质载体,分析楚凤鸟的显现状态,更能凸显其时代面貌和艺术风格;其诗意呈现是一种抽象与移情,寻找“始”语言,归纳概括艺术形态的图式类型、样式、特征及其人格“性”变过程。第四章分析论述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包括符号的前宗教性与象征性,总结楚凤鸟的原始性精神指向;同时深挖图式艺术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第五章将楚凤鸟艺术进行纵向比较,论述其历史地位,探寻空间传播影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的凤鸟发展的历史遗蕴,整理楚凤鸟海外传播与遗存;论述对当代的艺术创造的启示及民族精神塑造的影响。楚人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所表现出的独创性正是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巫风氛围中演绎出“无限与超越”的想象,在先秦理性精神的大时代背景下,楚凤鸟图式艺术创作既有历史传统的重要影响,艺术情思隐含一种原始语言的延续即传统范式,又表现出挣脱传统礼制的惯性思维,沿着艺术创造自身规律发展,楚凤鸟艺术崇尚内美与外美兼修,带有一种幻化般诗意形态。楚凤鸟图式是历史发展的,是楚文化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集中显现,基于地域区间差异又可将凤鸟图式风格分为“中心性”与“非中心性”的特点。后世凤鸟艺术发展,有内在力量逐渐消减、从神坛下移至人间的发展脉络,通过时空流变的观察和分析探寻楚凤鸟视觉内涵、历史地位、传播影响,并且对当下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钱成[5]（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杜雪飞[6]（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认为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于慧芬[7]（2019）在《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前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型意义的时期,随着国共战事的日趋明朗化,和平、民主、建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呼之欲出。有效地调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协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目标。而与此相配合的是发挥“文化部队”的效力,推广“为工农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发生转向的重要的时期,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建设愿景正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逐步生成,其目标是根据政党政治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革命文艺界紧锣密鼓地为人民文艺大造声势,并通过文学实践启动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工程,其中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性部分,它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建设的样板性工程。本论文试图以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为视角来追溯人民文化的起源,从中研判人民文艺的话语资源,人民文艺的生成过程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的人民文艺对“十七年”文学生态造成的影响。论文在绪论里论述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安人民文艺丛书编纂行为发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二是现代商业出版的崛起和“五四”文学社团丛书热的出现,其三是“五四”同人性质的社团丛书热与以后期创造社和“左联”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的比较。全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之间的关系问题,共四节。第一节主要是梳理“人民”概念的流变,一个概念的流变史就是一部深刻的文化史。本节从“国民”和“人民”这两个概念的流变和转换入手,主要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视野中考察国民和人民如何起源,探寻在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的思想视野中处于进化论顶端的国民和处于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分歧、冲撞、分离最后地位颠倒。这一过程的梳理是本论文的根基,只有处理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论述为什么人民文艺会在四十年代让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甘于为之献身。第二节主要论述“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观与新的人民观之间的关联。“人民观”主要是指相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概念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参战并作为胜利的一方,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广泛传播,“五四”崇劳风尚兴起。崇拜体力劳动者既有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民粹观念,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工人概念的融入,就是有着如此复杂观念的“人民”进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劳工神圣”从思想源头来看是复杂而含混的,从倡导者的思想体系来看同样是复杂的。如此复杂而含混的“劳工神圣”观念逐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工人运动、进行革命实践道德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武器。第三节主要讲述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讲话》是四十年代中期人民文艺观念形成和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纲领性理论。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是人民文艺产生的基础,如果想要理解为人民的文艺为何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就要对毛泽东人民观念的变迁进行简要的梳理,理清毛泽东的人民观如何从“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民粹观念中的“劳工”跳脱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进行相应的改造而建立自己的人民观念。第四节主要论述1940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主要阐释的是《讲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在传播的过程中确立起人民文艺观念的权威。人民文艺权威地位的确立可以由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讲话》的传播有政治强力的推动,另一方面政治强力对《讲话》的推动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不是人民文艺权威确立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不能忽视人民文艺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可以调动知识分子思想和情绪的现代因素。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讲实现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有效途径。第一节主要阐释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通过对第一次文代会一体化的象征符号的解读和研判,来分析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界第一次盛大的聚会是如何赋予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驱动力。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范围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而不是“五四”左翼文学,周扬报告中所提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所举例证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作为人民文艺思想直接影响之下的解放区文学自然成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以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为指导以及以解放区人民文艺实践为示范的新中国文学创作格局。第二节主要论述由解放区文学发展成为国家范围内主流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描述主要选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个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严格意义上说是“官修”丛书,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作为一种文艺类型是示范,更为重要的是承担着延安政权的国家政治和文化发展战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近代革命史的编纂是以历史总结为表征,而又有指向未来的功能。这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包含的历史辩证修辞。第三节主要围绕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展开讨论。人民文艺丛书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知识分子个人或者团体的意志,而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计划。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需要最广泛的人民文艺作品、专业编辑和出版人才、印刷设备,还需要健全的出版发行网络。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是一个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事件。第四节主要论述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1940年代是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并驾齐驱的时代,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对人民政治观念的实践,人民革命是人民政治的现实叙述,人民文艺通过对政治理念中完美主体的塑造,通过对现实革命的修正和超越而成为人民政治观念的理想化表述。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人民政治的实践方式,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同时展开对现实的改造。第三章主要论述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重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节主要尝试以解放区知识分子政治身份而引出文艺丛书热的话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由谁来引导人民文艺发展的问题。作家队伍的重组不是指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合流,而是指在合流的过程有主流和支流之分,有中心和边缘之别,合流意味着重建一种等级秩序。解放区知识分子相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言处于权力的中心,是人民文艺的引导者。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丛书编纂和出版热潮对作家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二节试着阐释人民文艺理想创作主体的问题。不论是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还是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创作实践。都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实践。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就表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观念,“左联”成立后开始进行工农作家培养工作,解放区时期通过培养工农通讯员、识字班、延安鲁艺、华北联合大学等形式培养工农作家和党内作家。建国初期天津工人作家培养实验……可以说工农作家的培养是左翼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一种重要手段。人民文艺丛书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一种,其功能之一便是对工农作家的培养。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之间的关联性。第一节主要讲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这部分主要阐释1950年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本《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大众文艺丛书》选本《嘱咐》所引发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规模化的文艺批判运动和规模化的人民文艺建造其最终目是一致的,就是人民文艺的真理永恒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实现的路径有所差异。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侧重在“立”,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是什么。而文艺批判运动则是重在“破”,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不是什么。第二节论述的是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本节使用的案例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文艺建设丛书》。前者是建国前编纂的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文艺丛书;后者是建国后编纂影响范围最大的人民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编的文艺作品,是在解放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流通场域内与期刊构成互生关系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作为选本的文学是借助于期刊获取读者群和传播效应;期刊通过对有群众基础的文艺作品进行人民文艺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的互生关系是一种间接的互生关系。互生关系并不是发生在整体意义上的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而是发生在作为丛书选本的文学与期刊之间。《文艺建设丛书》与《文艺报》之间的互生性更为直接。人民文艺丛书与人民期刊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党的文学和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存在深刻的关联性,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又是对“五四”左翼革命文学的突变和更新。无产阶级文学实践是贯穿于左翼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人民文艺是左翼知识分子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激进实验,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是无产阶级文艺实验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人民文艺丛书热潮是由四十年代末《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两部重要的解放区文学丛书开启的,此后出现了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自《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始,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化事件,而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事件。建国初期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由国家力量直接推动,人民文艺规模化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十七年时期文学类型的单一化和趋同化与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论文在立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对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文艺丛书的研究,试图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新探寻进入十七年文学场域的门径,为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的可能性。
邱晓丹[8]（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常威[9]（2018）在《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掀起了明代思想界的惊涛骇浪,而且对当时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乃至后世以及域外近代文学仍受其沾溉,明代散文亦从中获益匪浅。不过,阳明心学视阈下的散文研究较大程度上仍夹杂于文学的整体畛域而未完全独立,更为系统与细化的研究尚待深入。而整体而细化的阳明学与明代散文耦合研究,不仅有助于呈现二者耦合的基本体貌,直观阐发阳明学介入了明代散文发展的哪些方面,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而且通过研索融摄阳明学与其他哲学（如理学、关学、政治哲学）学者的文学创作,从中抽绎体现不同哲学思想的散文理论以作比照,这与直接抉发阳明学派的文学思想或泛泛而谈由阳明学而滋生的情欲、自然等理论学说相较,显然更易发露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的方面与程度,且使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而避免浮泛其上或似是而非。本文整体上从散文理论、思潮、流派、要素及文学思想入手,不仅关注明代散文发展进程中出现诸现象原因、发展进路及嬗变规律的阳明学质素,而且期望对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思想形成与流迁的具体情形作出说明,以期在总结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展既有研究领域、视阈,推进既有方面的研究程度,推动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绪论主要交代选题缘起与本论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基于对研究现状及不足的勾稽,明确研究范畴以及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阳明学与明代文学耦合的内在理路。指出明代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士人学子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士习、学风日下。是故,王阳明高树“忘己之学”之帜,并力倡“天下未有学而不能行者”,以疗救为学沉疴。在追名逐利之风的熏染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己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于是阳明又倡“致良知”以补正人心。鉴于“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的情形,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题中之意。而此弊在激动时人“正文体”观鹊起的同时,也触发了阳明学“修辞立诚”观的突显,并推助“文如其人”向“文即其人”观的演进。第二章主要论述阳明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寓含了对文、道、人疏离的深刻体认。在此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师古人之心”的倡言及师心即师天、师道的互转,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其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发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便如同三代之文,不论诉诸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必然叠合而充溢着道的气息,“莫非道之用也”。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散文有一股“以复古为解放”的洪流。面对台阁末流流弊,七子派之复古已含蕴着革文弊近习、纠偏帖括与格调美的标举等解放的因子,但形式摹拟的注重又不免沦处于另一种守旧。阳明虽未明言复古,但未尝不复古,他已彰显鲜明的复古人之心倾向,可谓词章之真能复古者。这影响于文章,特重其蓄存的古人之心,力戒“在词语上驰骋”,不可伪为,也衍生了反虚文比拟、尚质、兼采通变与法出自然等文论话语。受心学派影响,部分七子派成员李梦阳、徐祯卿、王九思、郑善夫等发生了复古思想的转化,而鉴于七子派复古重情求真的的后期转变,契合了心学派的文学思想主张,因此也发生了心学派投身七子派的情形,黄省曾“不复古文,安复古道”的宣言直接表露了对七子派倡复古文的肯定与依归。第四章探讨明代散文流派蜂起与迭变的心学诱因,认为阳明心“学贵自得”下滋生的明代学人偏胜、矫激的性格特质成为明代散文流派迭变频仍的一个重要成因。要之,主导某一流派的筚路蓝缕者的心态与性格虽无法决定其文学主张的具体指向与内容,但却与他们文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有莫大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流派或激进、或持平、或调和、或创新的面向以及程度,进而影响着它的后续演进。第五章主要论述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不过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交织、延迟又递嬗的情形。明代的诗文之辨,虽然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但是前七子所主张的“诗主情”则饱含儒道内涵。而因为阳明学本质重儒道的倾向,兼之唐宋派继承阳明学时的儒道侧重,所以重情但更重道的阳明心学并没有即刻导致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转轨。至于阳明后学因背离阳明心学的“致”而过分强调“良知”,因而有跳脱理道的拘囿而有对个人情欲的强调,而这一转变也滋生了晚明文学重情说的蜂起,但是此期学人看似对理道的背离未尝不是对世俗儒家伦理的回归。第六章主要论述知觉、感应中寓含的直觉思维为阳明心学与公安派小品文间的热烈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其影响所及,一在于不避俚俗的口语化语言。二在于行文不遵法度,一任思虑流淌而不加理性约束。三则表现为对事物的不加择选的瞬间捕捉,所以公安派小品文创作瞩目的焦点常常落于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自然风物上。还需提及,阳明学的“求乐”倡言所导致的对自适人生的追求也为时人追求文章自适提供了思想保障,而这种人之自适在文章中折射的求适趋向,又反哺于时人追求人生自适意识的生成。换言之,浓郁而强烈的自适追求使得时人将文纳入他们构建自适人生的体系,并酝酿了他们“以文求适”观的生成。第七章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所瞩目的知行和会触发了其对名副其实的强调,而名实相副中对“实”的瞩目也必然要求他在文道关系的梳理中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从而在对孔子删述六经的论述中,确立了六经作为文章创作的最高典范,并明确了六经作为文以载道的生成来源以及归宿的思想倾向,由此也体现出浓郁的政治事功色彩。而“四句教”所透显的不着点尘、不为杂念所染的修行策略,则促推了他对光风霁月为文境界的称许。此外,“德业之外无事功”的德本之论以及“心外无物”的宏大境界也成就了其“醇而肆”的文风。第八章论述融汇关学、程朱、阳明学的关学大儒冯从吾亦不乏圆融又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他的理学、文学并不相碍但以理为本的文学倾向、将主静但又标举动亦是静的理学主张融渗于文章写作法门,明显烙刻了程朱理学的印记,但又体现出一己独有的特色,其文须自得妙悟的思想则和阳明学派的“学贵自得”思想与文学主张多有契合,而由注重躬行实践带来的对文人之行的重视则更多地是其实学思想浸润的结果。第九章主要论述由于深厚的阳明学修养,“平生志伊尹”的政治期许,以及因地域因缘从而对江西欧、曾、王等古文大家及其重文主张的追慕,兼之丰富的文学实践以及深刻的文章体悟,李绂的文学观融摄于心学、政治与文学之间。李绂在阳明学扫清成圣障碍及尤重躬行有得的思想支撑下,打通了道统与治统的隔阂,并由此建构了“文——道——治”的话语体系,实现了文道与治道的融合。其“立言须兼德与功求之”的思想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李绂在文论上的事功倾向。其“诗文,心之所发见”的立论则带上了鲜明的心学色彩。受阳明学考据传统及清初考证学的影响,李绂多以考据入文章。心学家的李绂在文章体认与创作上,反突破了理学与心学范囿,每站在文学本位思考文章内容、体式、技巧诸方面的问题。
吴菲[10]（2017）在《传统文人画视阈下的丰子恺漫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丰子恺漫画可谓中国漫画史上的“奇葩”,与他同时代的主流漫画相比较,“中国趣味”是其漫画的异人之处。他的漫画传统与时代因素并存,立足于“国画”与“漫画”间。他利用传统毛笔工具、极其简劲的线条勾勒出极富趣味、意境深远、自然、率真的“文人抒情漫画”（1）。丰子恺的漫画带有文人画诗、书、画、印之典型特点,中国传统文人画中一以贯之的文学修养、笔墨韵味、诗情画意等特点亦在其漫画中得以继承。若以中国画创作视角来审视丰子恺漫画,它无疑是传统的。从漫画创作角度来看,丰子恺漫画是不同于西洋漫画的一种创新—即把中国传统的绘画元素与新的画种（漫画）相结合。由此生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子恺漫画”。这样独具特色的漫画在内涵和形式上都留有传统文人画的精髓,是传统文人画精髓在现代漫画画种中的内在传承及其局部复归。本文便拟从传统文人画的视角对丰子恺的艺术主张、漫画艺术特色进行探析,意诠释出丰子恺漫画中的“中国趣味”及时代新因素。
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呼之欲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呼之欲出（论文提纲范文）
（1）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一、为什么是秦及汉初? |
| 二、为什么是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 |
| 第三节 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
| 一、秦汉法律研究 |
| 二、刑罚制度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材料及其性质的讨论 |
| 一、本文所用主要出土资料及文本 |
| 二、关于所用简牍资料性质的讨论 |
| 第二章 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 |
| 第一节 刑的含义 |
| 一、刑的古义及其演化:一个古文字学的分析 |
| 二、肉刑 |
| 第二节 刑的起源 |
| 一、刑的起源之一:刑起于兵 |
| 二、刑的起源之二:同害刑或反映刑 |
| 第三节 刑的本质属性 |
| 一、放逐刑观点及其相关问题 |
| 二、刑的本质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 |
| 第一节 关于秦汉刑罚体系的既有研究 |
| 第二节 加减刑·加减罪原理 |
| 一、加减刑的机制 |
| 二、加减刑的原因 |
| 第三节 死刑 |
| 一、死刑的种类 |
| 二、死刑的等次与序列 |
| 第四节 肉刑 |
| 一、肉刑的种类 |
| 二、肉刑的适用方式 |
| 三、肉刑的体系 |
| 第五节 耐刑 |
| 一、完、髡与耐 |
| 二、耐刑的形态与性质 |
| 三、耐刑与劳役刑的复合及其体系 |
| 第六节 劳役刑 |
| 一、劳役刑的种类 |
| 二、劳役刑不具有独立地位,不能单处 |
| 三、劳役刑轻重区分之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以及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一、汉承秦制 |
| 二、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第二节 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过程及基本内容 |
| 一、汉文帝刑制改革前的肉刑与徒刑 |
| 二、刑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内容及遗留问题 |
| 第三节 刑制改革的相关遗留问题 |
| 一、“罪人狱已决”之后文字的时间指向问题 |
| 二、刑期的逐级递减问题 |
| 三、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
| 四、禁锢的含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实际意义 |
| 四、相关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分期评述 |
|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1978-1989年) |
| 一、“精神家园”的重建 |
| 二、形式语言探索的“试验田” |
|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观念表达(1990-1999年) |
| 一、文化研究的深入 |
| 二、机制转变和观念演化 |
| 第三节 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2000-2018年) |
| 一、当代品格的文化定位 |
| 二、本体建设与视觉革命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涵 |
| 第一节 民族大团结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藏区新成就的歌颂 |
|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
| 二、“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 |
| 第二节 民族风情叙事与多元和谐的文化观表达 |
| 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
| 二、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凸显 |
| 三、传统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的研究 |
| 四、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第一节 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探索 |
| 一、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演变 |
| 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语言特征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油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
| 一、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化转换 |
| 二、“油画民族化”命题的延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一、藏族题材水墨画的扩展与演化 |
| 二、藏族题材工笔画的复兴与重彩演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
| 一、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 |
| 二、风格重构与图景呈现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文诉求 |
| 一、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考 |
| 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一、对民族气派的生动阐述 |
| 二、大国形象的对外塑造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艺术家详情表 |
| 附录二 《美术》杂志中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收录情况(节选) |
| 附录三 相关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的难点 |
| 六、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 |
| 第一节 楚国凤鸟及研究时间、空间范围的界定 |
| 一、楚国的概念 |
| 二、本文所研究的楚国凤鸟图式 |
| 三、研究的时间范围 |
| 四、研究的空间范围 |
| 第二节 楚民族构成与特殊历程、文化渊源 |
| 一、楚民族构成 |
| 二、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和文化渊源 |
| 第三节 楚人与楚凤鸟 |
| 一、楚人性格 |
| 二、楚凤鸟崇拜之时间性线性脉络与空间性心象主体 |
| 三、荆楚之地浸润出楚凤鸟艺术格调 |
| 第二章 楚凤鸟“生长”的思想原境 |
| 第一节 楚系文字、楚简的“文化担当” |
| 一、创作技艺、思想与楚简的推行 |
| 二、文化修养与楚凤鸟艺术的境界 |
| 第二节 楚凤鸟艺术的巫风楚俗语境 |
| 一、巫风楚俗规约着楚凤鸟图式的品类与形态 |
| 二、巫文化语境下浪漫奇诡楚凤鸟生成 |
| 三、楚凤鸟图式艺术的道家美学内蕴与语言逻辑 |
| 第三章 楚凤鸟的图式形态与诗意表征 |
| 第一节 楚凤鸟图式的传统范式 |
| 一、传统范式的源起范围 |
| 二、传统范式的往昔与重塑 |
| 第二节 楚凤鸟图式形态显现 |
| 一、在礼仪性材质载体中的新象显现 |
| 二、在世俗性材质载体中的角色凸显 |
| 第三节 楚凤鸟图式诗意表征 |
| 一、楚凤鸟图式造型特征及其发生机制 |
| 二、原始时期鸟图像的宗教、审美基因 |
| 三、旋形图式的典型性及形态表征 |
| 四、楚凤鸟形态的纹样样式 |
| 五、楚凤鸟之“性”变 |
| 第四章 楚凤鸟精神指向性与美学意义 |
| 第一节 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 |
| 一、在巫术仪式中的楚凤鸟符号前宗教性 |
| 二、在巫术仪式中的楚凤鸟符号象征性 |
| 三、楚凤鸟原始性精神指向 |
| 第二节 楚凤鸟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 |
| 一、楚凤鸟图式的视觉内涵 |
| 二、楚凤鸟图式视觉造型的美学意义 |
| 第五章 楚凤图式的历史地位、空间传播及影响 |
| 第一节 楚凤鸟图式的历史地位 |
| 一、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萌发 |
| 二、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转化 |
| 三、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转变 |
| 第二节 楚凤鸟艺术的空间传播 |
| 一、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
| 二、海外传播及遗存 |
| 第三节 、对当代的艺术创作的启示和民族精神的引导 |
| 一、对当代的艺术创作的启示 |
| 二、民族精神指向的引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片来源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成果 |
| 致谢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边疆市场互补性开放性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
| (二) “新清史”研究推动下对国家形成和中华民族融合所提出的新认识的启发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总结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二) 探究边疆市场对宋代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
| (三) 探讨边疆市场对中国形成问题具有的重要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
| (二) 宋代贸易活动与市场发展相关成果 |
| (三)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研究成果 |
| 四、基本概念 |
| (一) 边疆 |
| (二) 市场 |
| (三) 边疆市场 |
| 五、研究方法 |
| 六、重点难点 |
| 七、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宋以前边疆市场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宋代以前边疆市场的发展简况 |
| (一) 先秦时期市场的起源及边疆市场的萌芽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时期 |
| 二、历代对边疆市场的管理 |
| (一) 先秦时期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至宋以前 |
| 第二章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设置和运行概况 |
| 一、宋、辽之间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一) 宋设置的对辽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 辽对宋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宋朝与西夏之间的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三、辽朝、西夏及金朝之间的榷场设置 |
| 四、南宋与金朝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发展 |
| (一) 南宋对金朝的榷场设置与变化 |
| (二) 金朝对南宋的榷场设置及变化 |
| 五、南宋、蒙古之间边疆市场的贸易情况 |
| 六、宋与西域之间的边疆市场贸易情况 |
| 第二节 榷场的管理及其相关制度 |
| 一、对官员设置和品级的规定 |
| 二、对贸易方式的规定 |
| 三、交易物品、货币及官员设置的情况 |
| (一) 主要交换的商品种类 |
| (二) 对交易货币和价格的规定 |
| (三) 对交易官员的规定 |
| 第三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补充形式——走私贸易 |
| 一、宋、辽之间的走私管制 |
| 二、宋、西夏之间的走私管制 |
| 第三章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一、以博易场为主的边疆市场类型 |
| 二、南方边疆市场主要贸易商品:马匹 |
|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四川博易场的设置与分布 |
| 二、四川博易场交易具体情况 |
| 第三节 广西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广西博易场的设置和分布 |
| 二、交易商品种类 |
| 第四节 宋代博易场的管理和运行 |
| 一、博易场的管理制度 |
| 二、博易场的运行和维护 |
| 第四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不稳定性 |
| 一、榷场时兴时废、开合无常 |
| (一) 宋辽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 宋夏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三) 宋金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交易地点设置的不合理性 |
| (一) 市场数量不足 |
| (二) 市场和经济中心的分离 |
| (三) 为国防选择偏远的地点 |
| 三、管理制度上的不足 |
| (一) 榷场管理权直属中央 |
| (二) 对交易过程管理过细过严 |
| (三) 区域货币的不稳定 |
| 四、对交易物品种类的过度限制 |
| 第二节 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的紧密联系 |
| 一、宋代海外贸易的历程和开展转口贸易的简要情况 |
| 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
| 三、宋在各边疆市场转口海外贸易品 |
| (一) 宋与辽 |
| (二) 宋与西夏 |
| (三) 宋与金 |
| (四) 宋与西南地区 |
| 第三节 宋占据边疆市场的主导地位 |
| 一、宋对边疆市场中商品贸易的控制 |
| 二、条约中反映的经济实力对比 |
| 三、宋钱的硬通货地位 |
| (一) 辽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二) 西夏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三) 金流通宋钱的情况 |
| (四) 西南地区流通宋钱的情况 |
| 第五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积极意义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经济意义 |
| 一、对于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
| (二) 西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 |
| (三) 北方商业空前发展 |
| (四) 各政权均获得不少的财政收入 |
| (五) 促进北方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 |
| 二、对于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地方经济的发展 |
| (二) 对于中原经济圈的依赖日益加深 |
| 第二节 宋代边疆市场道路系统发展及社会变化 |
| 一、北方地区道路的不断发展 |
| 二、边疆市场影响下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一) 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二) 南方道路的不断发展 |
| 第三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文化意义 |
| 一、北方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 |
| (一) 统治者自身的汉化 |
| (二) 参照内地的方式进行治理 |
| (三) 习俗的融合 |
| 二、西南地区的文化变迁 |
| 三、宋文化的变迁 |
| (一) 服饰 |
| (二) 语言 |
| (三) 饮食偏好的变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 |
| 第一节 “人民”概念的流变:从国民到人民 |
| 第二节 劳工神圣与新的人民观 |
|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第四节 1940 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 |
| 第二章 丛书热和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
|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 |
| 第二节 从解放区文学到国家文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诞生与权威的确立 |
| 第三节 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 |
| 第三章 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的重建 |
| 第一节 以解放区知识分子主导的文艺丛书热 |
| 第二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工农作家培养 |
| 第四章 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 |
| 第一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 |
| 第二节 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0.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 0.2.2 文学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 0.5 论文大纲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 1.4.2 “谁当主角”? |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 4.3.3 加入全球化 5. 美丽新世界 |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9）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文章学的思想传统 |
| 二、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三、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阳明学与明代文学之耦合——正学、正心到正文的自然递嬗 |
| 第一节 儒学式微与阳明学的正学倾向 |
| 一、“举业盛而圣学亡” |
| 二、学风、士习的嬗变与“忘己之学”的解阐 |
| 三、“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
| 第二节 人心不古与阳明学“正心”的理想悬设 |
| 一、德性的缺位与“正人心”的擎举 |
| 二、致良知的“正心”指向与达成路径 |
| 第三节 文章趋伪与心学派“修辞立诚”观的突显 |
| 一、“今天下事鲜不伪者,而文为甚” |
| 二、“正文体”观的鹊起与“正人心”的互动 |
| 三、修辞立诚:从心正(实)到文正(实) |
| 四、“文者,人之象也”与“文如其人”到“文即其人”的演进 |
| 第二章 阳明心学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
| 第一节 “文佞论”的提出与明代“文以载道”观的审视 |
| 第二节 殊途同归——阳明心学复兴儒道的终极旨趣 |
| 一、反动其外,承继其中 |
| 二、心学、理学异同之比较 |
| 三、佛、道的纠缠与儒道的持守 |
| 第三节 “师古人之心”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
| 一、阳明学与“师古人之心”的衍生 |
| 二、师心即师天与文、道叠合进境 |
| 第三章 阳明心学与明代散文复古进路 |
| 第一节 守旧与解放: 七子派复古的内在矛盾 |
| 一、台阁体的救赎与形式模拟的固守 |
| 二、摆落拘缠,自出机杼: 革文弊近习、纠偏帖括与格调美的标举 |
| 三、创造者必敏于模仿: 为七子派拟仿一辩 |
| 第二节 复圣人之心: 阳明心学的复古向度及特质 |
| 一、王阳明: 词章之真能复古者 |
| 二、反虚文比拟、尚质、兼采通变与法出自然: 复圣人之心与文论建构 |
| 第三节 心学派与七子派复古之交互影响 |
| 一、李梦阳、徐祯卿、王九思、郑善夫、屠隆: 心学派对七子派复古之影响 |
| 二、“不复古文,安复古道”: 七子派复古影响心学派的面向及程度 |
| 第四章 阳明学与明代散文流派的迭变 |
| 第一节 明代散文流派蜂起与迭变探因 |
| 第二节 偏胜、矫激: 明代散文流派迭变的性格诱因 |
| 第三节 明人心态(胜心)、性格(矫激)与文学流派嬗变的思考 |
| 第五章 阳明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 |
| 第一节 明代诗文辨体与前七子“诗主情”说的理道倾向 |
| 一、七子派诗文辨体与明代诗文主情说的前奏 |
| 二、国家与社会: 七子派主情说的价值归趋 |
| 第二节 阳明学与明代诗文理、情递嬗的延宕 |
| 一、王阳明: 道德行为中的情感认同 |
| 二、阳明后学: 道德的失语与情感的独语 |
| 三、天理、人情的分合与阳明及其后学的正解与误解 |
| 第三节 阳明后学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其理道向度 |
| 一、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小品文的扬情抑理 |
| 二、并非反动: 世俗儒家伦理的转向 |
| 第四节 理情递嬗与明人奇正、雅俗观的转换 |
| 第六章 阳明心学的直觉思维与公安派小品文的自适趋向 |
| 第一节 知觉与感应: 阳明心学的直觉思维内涵与表现 |
| 第二节 信笔扫抹,不经思维: 公安派小品文的自适倾向 |
| 一、独抒性灵与“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 |
| 二、口语、无法、瞬间捕捉与尚趣——公安派小品文的“自适”表征 |
| 第三节 从人之自适、文之自适到以文求适 |
| 一、心学渊源——“乐是心之本体” |
| 二、自适人生的期许与以文求适观的生成 |
| 第七章 王阳明文章学思想的心学映像 |
| 第一节 “知行合一”与文以载道的来路与归途 |
| 一、“知行合一”与名副其实的拓衍 |
| 二、名实相副与文以载道的来路与归途 |
| 三、名实相副与文以载道的政治事功倾向 |
| 第二节 “四句教”与光风霁月的文境论 |
| 一、尘沙之喻与“四句教”的解读 |
| 二、“四句教”与光风霁月的文境 |
| 第三节 阳明心学与醇而肆的文风 |
| 一、“德业之外无事功”与文风之“醇” |
| 二、“心外无物”与文风之“肆” |
| 第八章 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 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 |
| 第一节 “做圣人易、做文人难” |
| 第二节 “作文害道”之辨与文质之辩 |
| 第三节 “学贵自得”与文需自得妙悟 |
| 第四节 动亦是静与为文法门 |
| 第五节 躬行践履与以文观人 |
| 第九章 心学、政治、文学的张力与融摄——李绂文学观的维度建构 |
| 第一节 心学统摄下的道统、治统与文道、治道的融合 |
| 第二节 政治本位: 从“有德者必有言”到“立言须兼德与功求之” |
| 第三节 心学本位: 诗文,心之所发见 |
| 第四节 心学传统与时代熏染: 考据入文章 |
| 第五节 理学观念的突围与文学本位的坚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传统文人画视阈下的丰子恺漫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现状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文人画及其演变 |
| 1.2.2 漫画及“子恺漫画” |
| 第2章 丰子恺漫画风格的主要成因 |
| 2.1 童年经历及地方文化 |
| 2.2 求学路上的三位恩师 |
| 2.2.1 丰子恺与李叔同 |
| 2.2.2 丰子恺与夏丏尊 |
| 2.2.3 丰子恺与马一浮 |
| 2.3 竹久梦二 |
| 第3章 丰子恺的漫画主张 |
| 3.1 “先器识而后文艺” |
| 3.2 “绘画与文学握手” |
| 3.3 “到红尘中高歌人生” |
| 3.4 “不期然而然” |
| 第4章 丰子恺漫画的特色 |
| 4.1 传统文人画视阈下的丰子恺漫画 |
| 4.1.1 独具匠心的留白与简笔 |
| 4.1.2 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 |
| 4.1.3 率真自然的童心 |
| 4.1.4 文人雅趣 |
| 4.1.5 “画中有诗” |
| 第5章 丰子恺漫画的新因素 |
| 5.1 西画技巧的巧妙融入 |
| 5.1.1 透视法(远近法) |
| 5.1.2 阴影法 |
| 5.2 题材的增抑出新 |
| 第6章 丰子恺漫画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呼之欲出（论文参考文献）
- [1]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2]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D]. 彭杨.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6]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
- [7]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D]. 于慧芬. 武汉大学, 2019(07)
- [8]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D]. 常威. 南京大学, 2018(01)
- [10]传统文人画视阈下的丰子恺漫画研究[D]. 吴菲.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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