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目前证券立法的缺陷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陈玲珺[1]（2021）在《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证券法》颁布对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作出了突破和创新。特别代表人诉讼与普通代表人诉讼双轨并行是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突出特点。为回应证券市场群体性纠纷治理的现实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出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司法解释和规定,进一步丰富了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内容。如何保障补救与威慑双重功能的发挥,如何完善程序设计以协调处理双轨制下两类诉讼代表人的适用,如何充分保障诉讼代表人公正履职问题是制度改革与探索期无可回避的问题。过往的研究对民事诉讼法搁置一旁的代表人诉讼权限与地位、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适用率低下以及解纷效率不尽人意等现实问题作出批判,指出种种诉讼代表人制度功能局限性。现行立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中的一二,但也产生了新的制度障碍,如诉讼代表人公正履职问题,双轨制适用失调等等。明确制度的价值取向,就我国目前证券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存在的障碍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分析制度障碍产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考察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史。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在群体诉讼模式中自成一派,不同于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以及诉讼代理制度。该制度增设特别诉讼代表人类型,与普通诉讼代表人组成双轨制代表人诉讼结构。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赋予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下诉讼代表人新的时代内涵。对特别诉讼代表人的理解需从主体资格、权利来源以及权限上重新把握。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启用特别代表人诉讼彰显制度的威慑功能,也是提高审理效率的途径之一。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形成路径各有不同,两种价值均受到制度行为主体、程序设计以及诉讼模式的影响。第二章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证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地方法院规定进行规范分析,结合以往证券群体性纠纷诉讼案例预估制度建设可能面临的障碍。第一,选任阶段受到传统诉讼观念和制度建设经验不足的影响,无法保障代表人的公正性。第二,程序缺少诉讼代表人行为规范,突出表现为选案权不明、知情权保障不充分、监督渠道有限三大问题。第三,诉讼代表人更换规则缺失,影响诉讼期间代表人履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第四,程序统合失调,对于退出机制、撤诉程序、裁决效力可能导致的风险防范不足,削弱制度的解纷效果。第三章剖析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障碍产生的根源,制度为了弥补传统代表人诉讼的代理困境而过度追求诉讼效率,反映出效率价值畸重而公正价值缺位的价值失衡现象。制度对公正价值保障不足,外化为程序设计对代表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弱化,这种价值取向不利于形成程序主体分明、责任自负的良性秩序,因而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平衡对制度构建具有必要性。行为主体作为沟通制度与价值的媒介,是化解价值冲突实现价值平衡的核心。结构二重性理论为平衡价值提供了可行思路,兼顾监督与激励两种手段可以优化程序主体责任制,明确法官职权,敦促程序有效推进和代表人公正履职。第四章基于监督与激励并存的平衡思路,对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在代表人选任程序上,完善普通诉讼代表人与特别诉讼代表人的转化规则,明确代表人的选定规则、地位与合格条件;在监督程序上,明确选案标准、规范公告与通知程序、保障被代表人异议权;在更换程序上,划分自愿退出和撤销资格两种情形下的代表人更换规则;在程序衔接上,推动代表人诉讼与和解调解、示范诉讼、先行赔付制度的对接。
谭俐[2]（2020）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风险也随之而来。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主体部分的商业银行,承担着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截止2018年年末,达到近十年新高。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至关重要。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世界金融领域近三十年来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不仅盘活了商业银行的存量资产,而且活跃了银行间的债券市场,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完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使世界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但目前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还存在很多风险问题,防范风险,建立适合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制度,处置好这些法律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本文通过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和流程为理论基础,详细陈述了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就当前我国对于该风险的防范的立法现状,分析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美国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管理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和建议,使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肖华杰[3]（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唐士亚[4]（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张文[5]（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表明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汤君[6]（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房慧颖[7]（2020）在《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普通智能机器人、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类大脑功能的替代。其中,普通智能机器人与弱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弱智能机器人与强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即是否能够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简言之,从普通智能机器人到弱智能机器人再到强智能机器人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机器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增强的历史,是机器人中“机器”的因素逐渐减少而“人”的因素逐渐增多的历史,是机器人从“机器”向“类人”乃至“超人”进化的历史,也是机器的“智能”逐渐增强并对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控的历史。随着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进化,人与智能机器人在对“行为”的控制与决定能力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走过了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正经历弱人工智能时代,并终将迎来强人工智能时代。正如霍金所言,“我们站在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入口,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类社会带来种种“惊喜”的同时,也会引发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鼓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守住不发生严重风险的底线,未雨绸缪、积极布局,努力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努力防控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风险、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价值,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出谋划策,为社会的和谐安全发展保驾护航,是刑法及刑法学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应当肩负的任务和使命。根据内容布局,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即本文第一章,笔者系统阐述了智能机器人的属性（包括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在第二部分即本文的第二章,笔者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在第三部分即本文的第三章,笔者分析了为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刑法及刑法学者应采取的立场与理念;在第四部分即本文的第四章,笔者阐述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在第五部分即本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笔者系统阐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对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对刑罚论体系重构的设想。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现象到本质,严格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思路。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对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第一,关于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与大数据支持的背景下,机器人已经迈向高度智能化,目前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类事先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且其自主性程度正在飞速提高。目前看来,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差异在于其不具有人类生命体,智能机器人与动物和普通机器的差异在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大脑的功能。因而从伦理属性上可以将智能机器人定位为经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的“人工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主从关系将慢慢淡化,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显现。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社会伦理现象,考虑赋予其适当的主体资格与地位。第二,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智能机器人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将其作为法律主体对待不会对法律上“人”的概念产生根本冲击。法律上“人”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理念的转变,法律上“人”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与变化。因此,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似乎是契合时代潮流的。事实上,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但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国家或组织针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或立法。可见,立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并非完全不可能,世界范围内已有先行者的前沿立法活动。第二部分（第二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从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刑事风险,如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从“纵向”来看,在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刑事风险的类型和大小会存在显着区别;从“横向”来看,在当今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会发生“量变”和“质变”。第一,从“纵向”来看,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刑事风险存在本质区别。就普通智能机器人而言,普通智能机器人作为犯罪工具时,与一般工具无异;普通智能机器人作为犯罪对象时,可能会因普通智能机器人的特性而影响犯罪的性质。就弱智能机器人而言,弱智能机器人仍然只能在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其行为本质上是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或者使用者行为的延伸,实现的是研发者或使用者的意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应全部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对于其中的绝大部分刑事风险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也形成了不和谐的局面,“无法可依”的危害在某些领域已显露端倪。应为弱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设定相应义务,并明晰二者的刑事责任承担路径。就强智能机器人而言,当强智能机器人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时,其已经完全超出工具的范畴。因为此时的强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独立的意识和意志,其行为不再是研发者或使用者行为的延伸,甚至从根本上违背研发者或使用者的目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当然地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在此状态下,强智能机器人完全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独立作出决策并实施人类无法控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现行刑法尚未有规制,但是在应然层面,应将其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针对其特点设立特殊的刑罚处罚方式。第二,从“横向”来看,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危害可能会发生“量变”和“质变”。其一,可能使得部分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量变”。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广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得犯罪行为的危害覆盖面积更“广”;另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深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得产品全面智能化,也可以使得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手段更加智能,由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更“深”。其二,可能使得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质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新的犯罪形式产生;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脱离人类控制,进而独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第三部分（第三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的立场与理念,对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进行了研究与阐述。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现有的刑法规定难以妥善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保护机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我们需要树立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建立和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前瞻性的刑法理念不同于缺乏可靠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不等同于盲目扩大犯罪圈,也不会导致刑罚的泛化使用。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可以为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预留必要的解释空间和缓冲空间,避免刑法的修改过于频繁。使得刑法规定既能应对当前风险,又能适应未来发展,从而增强和延长刑法条文之生命力。第二,关于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刑法应当及时介入,为社会稳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所在。同时,刑法不应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洪水猛兽”,禁止或阻碍其发展,刑法不应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要求。第四部分（第四章）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进行了研究与阐述。针对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纵向”的和“横向”的刑事风险,分别确定不同的涉人工智能刑法规制路径。第一,从“纵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在认定涉普通智能机器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时,需明确其与传统工具的不同,即人的意志通过程序在普通智能机器人身上得以体现,普通智能机器人所体现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因此普通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对于弱智能机器人而言,一方面,要为弱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设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义务,相关人员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将弱智能机器人当成犯罪工具,利用弱智能机器人进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研发者与使用者并非同一人,且研发者与使用者之间没有通谋时,需要细分不同情况来明晰研发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刑事责任分担方式。对于强智能机器人而言,将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行为的强智能机器人作为行为主体与社会成员来看待,对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是强人工智能时代规制强智能机器人行为的必由之路。同时,共同犯罪的形式和具体构成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强智能机器人不能和研发者成立共同犯罪,但强智能机器人和使用者之间或者强智能机器人之间完全有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二,从“横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的犯罪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能力,我们可以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和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三种类型。其一,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可能会存在规定过于模糊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对此类犯罪予以全面、准确评价。其二,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将更新之后的行为方式纳入刑法条文的调整范围之内。其三,针对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设立新的罪名加以规制。根据研发者或使用者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增设滥用人工智能产品罪和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第五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理论的重构,包括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刑罚论体系的重构。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犯罪论体系的省思。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理论难题,应对现有犯罪理论进行省思和重构。首先,关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难题。对具有自主意识和意志的强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智能机器人已经完全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大炮。即使是弱智能机器人,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智能机器人只具有工具属性,即使在其完全脱离人类控制时,也只能将其作为普通工具对待,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既然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就应该用刑法理论重新“审视”强智能机器人的本质,如果其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相关的各种必备要件,就应赋予其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应当看到,“智能”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其他任何动物和物品均不具有“智能”,智能机器人与一般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其具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也即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自然人创造了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而建立在“智能”基础之上的“自由意志”又决定了智能机器人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存在,那么智能机器人的“智能”一旦全面达到甚至超过自然人的智能,其具有自由意志似乎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强智能机器人具有自由意志,也就具有了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当被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其次,关于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认定难题。由于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或者范围外发挥自主性,在介入了使用者使用行为这个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对于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如何判定研发者的主观罪过?这一问题值得探讨。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无罪过;其二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何种罪过。前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不当处罚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进而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研发者故意将智能机器人作为代替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或者由于过失导致智能机器人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从而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为社会带来的风险。准确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避免重罪轻罚或轻罪重罚,有利于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防范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一切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直接故意。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非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当研发者违反了注意义务且有刑法明文规定时,其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犯罪过失,且应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区分情况来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普通智能机器人造成时,研发者的过失类型为直接过失;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弱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管理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强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监督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最后,关于刑法中行为内涵的难题。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到自然人行为之中;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行为,达到对行为过程的完全掌控。人工智能时代新场景中的“行为”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智能机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即是否受人的意识支配）的考察和判断。如果将上述人工智能新场景中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会面临两点困境。其一,弱智能机器人在行为过程中能动性的融入是否会影响到人的意识对行为支配力的评价。认定一行为属于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是“受人的意识支配”,对“支配”的通常理解是,人的意识在行为过程中起到100%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当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到行为过程中时,自然人对行为的影响和作用似乎就不再是100%了。其二,认定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受人的意识支配”是否必须将主体限定为“人”,能否是拥有与人类似的意识的其他主体?如果将强智能机器人超出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所实施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就意味着强智能机器人拥有了与实施刑法中行为的主体相等价的资格。这就更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上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应当看到,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仍属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的行为与自然人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都是行为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以刑法中行为内涵的法理根基为判断依据,应将上述两种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应然拓展。第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刑罚体系的重构。在确定了强智能机器人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当强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有刑罚体系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权利刑等四大类刑罚构成,刑罚处罚对象及刑罚处罚方式均无法涵括强智能机器人。重构我国刑罚体系并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符合刑罚的目的,同时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并未违背基本法理。建议增设能够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财产刑或者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本质上是对强智能机器人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这是由其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程度、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张恒[8]（2020）在《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科技革命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逐渐显现出金融与科技相融合的创新属性,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与金融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对其进行保护也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现实中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新手法、新形式层出不穷,尤其在侵害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方面表现突出,而相关的法律制度远远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立法滞后与监管不足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制约了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形势,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来反思现行制度,试图建立一套以金融消费者为目标的事前立法、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统合性保护制度体系。文章阐述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现象,并引入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滞后、监管失灵以及纠纷解决不畅等问题。为了解决现行制度保护不足的问题,文章进一步反思了制度困境的缘由。首先,立法理念忽视了金融消费者的弱势性,导致在事前立法过程中没能实现交易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则显现出滞后的问题,因此应当适度倾斜的保护金融消费者;其次,现行监管制度体系并不匹配互联网金融特征,事中监管失灵导致频频出现监管套利行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则是对监管失灵的矫正,因此有必要构建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制度;最后,由于多元化纠纷处理体系的实质效果缺失,难以弥补各项纠纷解决制度的不足,导致金融消费者的事后权益救济不顺,因此应当充分结合诉讼与非诉的优势来建立适当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制度。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路径的完善提出针对性的法律建议。在事前立法层面上,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在事中监管层面上,构建注重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制度体系,在事后纠纷解决层面上,建立适合国情的层级性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
褚春阳[9]（2020）在《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内幕交易作为证券市场上常见的一种违法行为,其交易行为兼具隐秘性和复杂性特点。现行法律在内幕交易认定以及司法处罚中存在的不足,导致不能及时认定与处罚,最终致投资者、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整体都受其危害。因而对内幕交易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是具有实质性必要的。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分析我目前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情况以及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现行法律规制,对现行法律规制不足进行深刻剖析。运用比较借鉴法对美国、欧盟、英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阐述,分析域外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以及价值考量,对符合我国立法需要的域外经验进行借鉴。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剖析、探讨,首先对现阶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依然占证监会处罚案件的大部分比例,打击内幕交易具有现实必要性。其次,目前我国打击内幕交易的立法依然存在诸多缺陷急需完善。最后,美国、欧盟、英国对内幕交易立法打击虽比我国早,但并不是所有立法经验都适合我国本土需要。本文通过对目前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现阶段特征、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对域外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分析。得出我国法律在打击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尚存不足,但对于吸取域外经验时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立法建议,包括内幕交易认定,完善责任以及信息披露三个方面。
陈俊良[10]（2020）在《论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法律治理》文中认为在中国金融领域,普遍存在通过各种形式规避监管的监管套利行为。这不仅削弱了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会冲击立法的权威,造成金融秩序混乱,高度积聚金融风险,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而监管套利并非是某一市场主体或业务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全局的视角出发,提出对中国金融监管套利法律治理的建议。本文第一章是对监管套利的概述。明确了监管套利的定义,指出监管套利是降低被监管成本,利用监管的差异或漏洞,而采取的监管规避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主体应对监管时趋利避害的行为。在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后发现,监管套利与法律规避之间存在关联性,并不等同于违法行为,在法律效力上具有复杂性。同时列举了中国当前典型监管套利的模式并进行类型化研究。第二章分析了监管套利的成因,可以从内在驱动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划分。监管套利虽然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影响。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应及时治理。第三章分析了法律治理现状,发现我国监管当局通过改进监管框架,更新监管制度以及直接打击监管套利行为进行治理,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较多不足之处。第四章,提出了法律治理的制度性对策。在内在驱动方面,要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依靠“信用约束”扭转监管套利惯性,充分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在外部环境方面,要深化功能性监管,同种业务适用同样的监管标准;实施穿透式监管,剥去规避手段的外衣看清业务的经济实质;同时要推动原则导向监管,规则与原则监管要进行优势互补,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领域引入比例原则;在当前分业监管制度下,进一步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推进金融监管制度立法后评估机制;最为关键的是要培养健康的金融文化,改善整个金融生态环境,从源头上有效治理监管套利。
二、我国目前证券立法的缺陷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目前证券立法的缺陷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历史追溯 |
| 一、性质演化:中国式集团诉讼 |
| 二、主体沿革:新型诉讼代表人 |
| 三、功能嬗变:兼顾补救与威慑 |
| 第二节 制度现状 |
| 一、启动程序 |
| 二、权利登记 |
| 三、行为主体 |
| 第三节 价值内涵 |
| 一、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形成路径 |
| 二、影响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因素 |
| 第二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障碍 |
| 第一节 代表人选任危机 |
| 一、诉讼代表人与代理人混同 |
| 二、普通诉讼代表人票选缺陷 |
| 三、投资者保护机构角色模糊 |
| 第二节 代表人行权失范 |
| 一、特别诉讼代表人选案权限不明 |
| 二、被代表人知情权保障不够充分 |
| 三、对诉讼代表人的监督渠道有限 |
| 第三节 代表人更换缺陷 |
| 一、普通诉讼代表人更换规则缺失 |
| 二、特别诉讼代表人上诉动力不足 |
| 第四节 程序统合失调 |
| 一、退出机制无法满足程序主体性 |
| 二、撤诉程序难以保障当事人平等 |
| 三、裁决效力不明易导致类案失衡 |
| 第三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价值失衡 |
| 一、效率价值畸重 |
| 二、公正价值缺位 |
| 第二节 价值平衡 |
| 一、价值平衡的既有思路 |
| 二、结构二重性的方法论价值 |
| 三、兼顾监督与激励的原则 |
| 第四章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代表人选任程序 |
| 一、代表人的地位界定 |
| 二、代表人合格与推选 |
| 三、诉讼代表人的转化 |
| 第二节 强化对代表人的监督 |
| 一、代表人选案标准 |
| 二、公告与通知程序 |
| 三、被代表人异议权 |
| 第三节 明确代表人更换程序 |
| 一、撤销代表人资格的更换程序 |
| 二、自愿退出诉讼的代表人更换 |
| 第四节 推动代表人诉讼程序衔接 |
| 一、明确撤诉程序 |
| 二、对接示范诉讼 |
| 三、规范先行赔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流程图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论文结构安排 |
| 0.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概述 |
| 1.1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现状 |
| 1.1.1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
| 1.1.2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
| 1.2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流程 |
| 1.3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概述 |
| 1.3.1 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信用风险 |
| 1.3.2 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
| 1.3.3 不良资产转移中的不真实出售风险 |
| 1.4 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现状 |
| 1.4.1 我国信用风险自留制度的发展及现状 |
| 1.4.2 信用评级机构监督制度的现状 |
| 1.4.3 不真实出售风险防范的现状 |
| 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
| 2.1 我国信用风险自留制度的不足 |
| 2.1.1 单一风险自留比例的缺陷 |
| 2.1.2 风险自留豁免制度的缺失 |
| 2.1.3 缺少违反风险自留要求的法律归责 |
| 2.2 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
| 2.2.1 统一的法律监管体系的缺失 |
| 2.2.2 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 |
| 2.2.3 缺乏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 |
| 2.3 不真实出售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
| 2.3.1 现存风险防范的法律位阶过低 |
| 2.3.2 真实出售法律标准的缺失 |
| 3 美国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措施的经验借鉴 |
| 3.1 美国信用风险自留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
| 3.1.1 美国信用风险留存及豁免规则 |
| 3.1.2 美国信用风险留存及豁免规则经验借鉴 |
| 3.2 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制度 |
| 3.2.1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历史阶段 |
| 3.2.2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制度的经验借鉴 |
| 3.3 美国法律对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的认定标准 |
| 3.3.1 真实出售认定标准的特征 |
| 3.3.2 美国真实出售认定标准的经验借鉴 |
| 4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
| 4.1 完善信用风险自留及其豁免制度 |
| 4.1.1 增加发起人信用自留比例的灵活性 |
| 4.1.2 建立明确的风险自留豁免标准 |
| 4.1.3 明确违反风险自留规则的法律责任 |
| 4.2 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 |
| 4.2.1 建立健全信用评级的法律法规体系 |
| 4.2.2 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组织体系 |
| 4.2.3 建立信用评级行业协会 |
| 4.3 确立“真实出售”法律标准的原则 |
| 4.3.1“真实出售”法律标准的形式要件 |
| 4.3.2 “真实出售”法律标准的实质要件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 |
| 一、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 |
| 二、智能机器人道德应被赋予和认可 |
| 第二节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 |
| 一、智能机器人的特性 |
| 二、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
| 第二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 |
| 一、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风险 |
| 二、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 三、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和“质变” |
| 一、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 |
| 二、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质变”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与理念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前瞻性的刑法理念 |
| 一、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革新刑法理念 |
| 二、前瞻性刑法理念与相应误区辨析 |
| 第二节 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 |
| 一、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 |
| 二、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 |
| 第四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风险的刑法规制 |
| 一、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责任类型划分 |
| 二、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 三、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 四、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犯罪的刑法规制 |
| 一、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类型划分 |
| 二、刑法规制不同类型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路径 |
| 第五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 |
| 第一节 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认定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准确认定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
| 三、强智能机器人与其他刑事责任主体没有本质差异 |
| 四、强智能机器人可能接受刑罚处罚 |
| 五、确立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不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中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准确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重要性 |
| 三、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故意的认定 |
| 四、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的行为涵义新解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准确确定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涵义的重要性 |
| 三、刑法中行为涵义的法理根基 |
| 四、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的应有之义 |
| 第六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刑罚论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必要性 |
| 一、强智能机器人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原因 |
| 二、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可行性 |
| 一、能够实现刑罚的功能 |
| 二、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 |
| 三、符合刑事立法规律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设想 |
| 一、具体刑罚体系设计应坚持的原则 |
| 二、具体刑罚体系设计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内涵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外延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定义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保护弱势消费者理论 |
| 三、双峰监管理论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价值取向 |
| 一、实现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的利益均衡 |
| 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
| 三、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良性运行 |
| 第三章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的检视与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
|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
| 第二节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困境 |
|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滞后 |
| 二、现行监管体制架构下的制度缺陷 |
| 三、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运行不顺 |
|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反思 |
|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理念的失衡 |
| 二、缺乏适应互联网金融特征的监管体制 |
| 三、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效果缺失 |
| 第四章 域外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研究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研究 |
|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制度 |
|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层面 |
|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纠纷投诉制度 |
| 第二节 英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研究 |
|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制度 |
|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层面 |
| 三、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制度 |
| 第三节 经验启示与借鉴 |
| 一、以立法形式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 |
| 二、注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模式 |
| 三、适合国情的非诉纠纷处理制度 |
| 第五章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路径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制度 |
| 一、确立倾斜、适当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 |
| 二、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
| 三、在金融监管法律中增设消费者保护专章 |
| 第二节 构建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制度体系 |
| 一、树立符合互联网金融的适度监管理念 |
| 二、以监管科技改善经营者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协同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构建适合国情的层级性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 |
| 一、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内部投诉处理制度 |
| 二、探索“调解+”模式的非诉纠纷解决制度 |
| 三、建立金融消费纠纷的专业化诉讼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内容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概述 |
| 2.1 内幕交易认定 |
| 2.1.1 内幕交易主体 |
| 2.1.2 内幕交易信息 |
| 2.1.3 内幕交易行为表现形式 |
| 2.2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特征 |
| 2.2.1 内幕交易主体多元化 |
| 2.2.2 内幕交易类型具有复杂性 |
| 2.2.3 资产重组信息多发内幕交易行为 |
| 2.3 禁止内幕交易的必要性 |
| 第3章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3.1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现状 |
| 3.1.1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立法现状 |
| 3.1.2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司法现状 |
| 3.1.3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执法现状 |
| 3.2 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存在问题 |
| 3.2.1 内幕交易认定缺陷 |
| 3.2.2 法律责任的欠缺 |
| 3.2.3 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
| 第4章 域外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的经验与借鉴 |
| 4.1 美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 |
| 4.1.1 美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人员与内幕信息认定标准 |
| 4.1.2 美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责任认定 |
| 4.1.3 美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借鉴 |
| 4.2 欧盟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 |
| 4.2.1 欧盟法对内幕人员以及内幕交易信息认定 |
| 4.2.2 欧盟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借鉴 |
| 4.3 英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 |
| 4.3.1 内幕交易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
| 4.3.2 英国证券市场民事责任 |
| 4.3.3 英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借鉴 |
| 第5章 完善规制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立法建议 |
| 5.1 明确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认定标准 |
| 5.1.1 完善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标准 |
| 5.1.2 证券内幕信息认定标准进行重构 |
| 5.1.3 明确内幕交易抗辩事由 |
| 5.2 完善证券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立法 |
| 5.2.1 完善民事责任立法 |
| 5.2.2 完善刑事责任立法 |
| 5.3 规范与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 第6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论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法律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金融领域中的监管套利现象 |
| 1.1 监管套利的基础理论 |
| 1.1.1 监管套利的概念 |
| 1.1.2 监管套利的本质 |
| 1.1.3 监管套利的法律性质 |
| 1.2 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模式及分类 |
| 1.2.1 独立型监管套利 |
| 1.2.2 非独立型监管套利 |
| 2 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成因及评价 |
| 2.1 中国金融监管套利产生的原因 |
| 2.1.1 内在驱动方面 |
| 2.1.2 外部环境方面 |
| 2.2 对于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评价 |
| 2.2.1 监管套利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
| 2.2.2 监管套利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
| 2.2.3 结论:监管套利弊大于利 |
| 3 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法律治理现状 |
| 3.1 改进监管框架 |
| 3.1.1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 |
| 3.1.2 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 |
| 3.2 更新监管制度 |
| 3.3 直接打击监管套利行为 |
| 3.4 不足之处 |
| 3.4.1 内在驱动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
| 3.4.2 外部环境方面:存在较多制度缺陷 |
| 4 治理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制度性对策 |
| 4.1 域外金融监管套利法律治理经验之借鉴 |
| 4.2 内在驱动之优化:充分发挥市场约束功能 |
| 4.2.1 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利益相关者充分掌握信息 |
| 4.2.2 优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依靠“信用约束”扭转监管套利惯性 |
| 4.3 外部环境之改善:弥补制度缺陷 |
| 4.3.1 深化功能性监管 |
| 4.3.2 实施穿透式监管 |
| 4.3.3 推动原则导向监管 |
| 4.3.4 完善监管协调机制 |
| 4.3.5 推进金融监管制度立法后评估机制 |
| 4.3.6 培养健康的金融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我国目前证券立法的缺陷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证券纠纷诉讼代表人制度研究[D]. 陈玲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研究[D]. 谭俐.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5)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D]. 房慧颖.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8]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D]. 张恒.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9]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 褚春阳. 沈阳工业大学, 2020(01)
- [10]论中国金融监管套利的法律治理[D]. 陈俊良. 广西大学, 2020(07)